“中美科学政策高层论坛-未来15年基础科学的发展”在北京举行

日期 2004-04-19　来源：　作者：　【大中小】　【打印】　【关闭】

　　本文提要：为做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战略研究《基础科学问题研究》第14专题的研究工作，贯彻和落实家宝同志关于战略研究“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搞开放式的研究”的要求，建立“战略咨询机制”，确保战略研究报告的科学性、战略性和前瞻性，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于2004年2月16-17日在京举办了“中美科学政策高层论坛-未来15年基础科学的发展”。陈至立国务委员会间在中南海会见了自然科学基金会领导、中方部分代表和美方代表团。　　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于2004年2月16-17日在京举办了“中美科学政策高层论坛-未来15年基础科学的发展”。参加论坛的中方代表20人，美方代表7人，包括现任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副主任Joseph Bordogna博士，前任主任Richard Atkinson博士等科技政策专家。　　陈至立国务委员在接见会议代表时，对会议的重要作用给予了积极的肯定并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　　中美双方专家围绕基础研究的战略地位；重大科学问题和重点方向；学科发展布局；促进基础研究发展所需要的机制、人才和政策保障等4个方面，与美方科技政策界资深专家进行深入的对话和交流，广泛听取他们对当今基础科学发展趋势的认识和判断，以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制定国家基础科学政策的有关建议和经验等问题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和研讨。中方专家一致认为，美方代表结合美国基础研究发展的经验提出的一些观点，值得我们借鉴和重视。一、基础科学至关重要　　基础科学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先进知识的储备、优秀人才的供给和对社会文明的影响，而最重要功能在于培养出一批能够适应各种需求的创新人才。二战后美国50多年来基础科学的持续发展对社会产生了有益的回馈。从经济角度来看，美国近30年来经济上的成就依赖于基础研究所培育的智力资本和知识增长，美国企业专利所引的参考文献70％来源于由公共资金资助的基础研究。因此，基础研究的投资具有倍数增大效应在美国政府、企业和公众中形成了广泛的共识。　　如果中国要在“知识经济”时代取得成功和收益，只有高度重视基础科学研究，才能使国家在人才和知识等方面“时刻准备着”，以迎接各种机遇、面对各种挑战，才能把握瞬息变化的机会，不断增强将最新科学知识转化为实际经济利益的能力，使可能的收益成为现实。这是中国应该支持基础研究最重要的理由。二、支持基础研究主要经验　　要确保对基础研究的投入。美国基础研究资助是多元体系，经费来源也是多种渠道。但是，联邦政府始终是支持基础研究的主体，为基础研究提供长期稳定的支持。同时还通过税收等政策调节，带动社会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中国要实现基础研究的发展，应当迅速增加基础研究的经费，将基础研究占R&D的比例提高到OECD国家的水准，至少应当与韩国和印度的比例相当。　　要把优绩评议作为遴选基础研究计划和项目的根本机制。基础研究的资金分配必须要坚持由同行独立进行“优绩评议”，并通过有效组织和管理实现人才、思想和工具（设施、仪器设备等）的有机结合。遴选基础研究项目应当重点考虑：是否有利于智力资本的积累；是否有利于教育和科学的结合；是否有利于建立各种各样的伙伴关系，包括国与国之间、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大学及研究机构和企业之间的伙伴关系等。　　要充分发挥基础研究培养人才的功能，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最好方式是通过探索发现的方式来培养。基础研究的每一笔投资必须同时考虑开发和培养未来的人才。科学基金会在支持科研人员的同时，应重视通过设立多种形式的奖学金，积极推进基础研究与教育的紧密结合。要大力提升中国大学作为基础研究中心的能力。　　交叉科学领域往往孕育着新的突破。鼓励交叉学科研究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是设立“整合研究与教育的研究生培养计划”，促进交叉学科的人才培养；二是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内部设立由所有科学部参与的交叉优先领域，在管理层面促进各个学科领域的交叉研究。三、充分发挥科学基金会的平衡功能　　为了取得技术上的成功，每个部门都应该发展其基础研究的能力。美国联邦政府各部门都负责支持与其任务相关的基础研究，彼此之间分工明确。美国科学基金会的重要任务是平衡对各领域的支持，特别是对于各部门忽视但很重要的领域适时做出积极的反应。例如，在一段时期植物遗传学研究没有得到农业部的重视，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强调人类遗传学，美国科学基金会认识到现代遗传学对植物科学发展的作用，就加强了对植物遗传学的支持，从而推进了美国农业科技的进步。　　要大力促进形成支持基础研究的伙伴关系。例如，为吸引企业对基础研究的支持，美国科学基金会设立了300多个工程研究中心，促进大学和产业之间的合作。从长远考虑，中国也要注意引导工业界广泛参与和支持基础研究。四、制定计划的过程要比计划本身更重要　　美方专家认为，制订基础研究的计划要确定合理的程序和机制。只有在程序正确的情况下，计划才能得到理想的制定。同时，对于科学前沿的规划必须随着科学的进展和变化进行及时的调整。规划的制定要善于把科学家的智慧与社会公众的意愿、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的智慧结合在一起，才会对整个社会产生好的影响。美国目前还没有面向全国的研究和发展计划，但每个部门的计划是有的，并与预算申请联系在一起，注重动态调整。　　科学的前沿难以预测。因此，把研究队伍和基础设施建设好，鼓励科学家自由探索应当是规划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时，为确保中国的研究人员能够应对将要出现的各种机遇和挑战，必须保持在广泛的领域中支持基础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