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鱼类分类学形态学和生理学的奠基人——伍献文
日期 2005-12-07 来源：光明网 作者：陈宜瑜 李辛夫 【 大 中 小】 【 打印】 【 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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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献文，动物学家，鱼类学家，线虫学家。中国鱼类分类学、形态学和生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中国鲤科鱼类志》巨著的主要撰写者。在国内率先阐明鲤
亚目鱼类的系统发育，并提出了新分类系统。最早组织和进行了中国的海洋与湖泊综合调查。倾心于科研组织工作和人才培养，为中国水生生物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伍献文，字显闻，１９００年３月１５日生于浙江省瑞安县屿头村一个小康农家。其父粗通文墨，思想开化，后弃农经商，在乡村小镇开办了一个鱼行。但由于不谙经营，以至家道中落。他不顾家境贫寒，坚持让三个儿子读书。在伍献文三弟兄相继完成中学学业后，他的两个哥哥都支持伍献文继续求学。但家庭的经济条件已无法供应他上大学，于是由他自己选择，１９１７年考取了既可免除学费又可供应膳食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业专修科。１９２０年冬，我国近代动物学研究的创导人秉志教授从美国回国，并在南京高师执教。秉志所教的动物学及其亲自指导的动物学实验、达尔文的生物进化理论、动物比较形态学等新的知识引起伍献文的极大兴趣，他暗下决心，将从事动物学研究作为自己的努力方向。
１９２１年，伍献文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到福建厦门市集美学校任教。一年以后，厦门大学正式成立，他转到厦大动物学系担任助教。厦门大学的六年生活在伍献文的一生中是十分重要的。在这里他所接受的动物学研究的基础训练，奠定了他终生事业的基础。初到厦大，他跟随Ｓ．Ｆ．赖特（Ｌｉｇｈｔ）指导学生的动物学实验。为了胜任这项工作，伍献文向赖特学习动物分类学。有一次，赖特带着伍献文到海边岩石上取下一种动物，要他自己去分类鉴定，他先从培养观察、形态解剖入手，弄清楚构造，然后从门、纲、目、科、属，一直定到种，用了一个多星期时间，终于确定这种动物是一种内肛动物的群体。这种分类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基本训练，给伍献文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１９２５年，秉志来到厦门大学，在动物学系教授脊椎动物比较解剖学、组织学和胚胎学。在秉志的鼓励下，伍献文向学校注册为动物学系学生，一面给秉志当助教，一面完成自己的学业，他在组织学和胚胎学方面的坚实基础，就是这一时期在秉志直接指导下取得的。与此同时，伍献文又跟随Ｒ·何博礼（Ｈｏｅｐｐｌｉ）学习寄生虫，并对厦门和浙江的自由生活线虫、江豚的肺寄生线虫及其引起的组织病理变化进行了研究。年青的伍献文在这里迈出了一生事业的第一步。
厦门大学毕业以后，伍献文应聘到南京中央大学生物学系教动物学。虽然这时他已经在线虫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他对鱼类学研究的志趣却始终没变。在南京只停留一年，他就辞去了中央大学的教职，于１９２９年接受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资助去法国留学，在巴黎博物馆鱼类学实验室Ｌ．罗勒（Ｒｏｕｌｅ）的指导下学习鱼类学。经过三年含辛茹苦的刻苦努力，伍献文终于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中国比目鱼类的形态学、生物学和系统学的研究》（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 ｌ’Ｅｔｕｄｅ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ｑｕｅ，ｂｉｏｌｏｇｉｑｕｅ ｅｔ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ｑｕｅ ｄｅｓ Ｐｏｉｓｓｏｎｓ Ｈｅｔｅｒｏｓｏｍｅｓ（ｐｉｓｃｅｓ ｈｅｔｅｒｏｓｏｍａｔａ）ｄｅｌａ Ｃｈｉｎｅ．Ｔｈｅｓｅｓ Ｕｎｉｖ．Ｐａｒｉｓ，Ｓｅｒ．Ａ，ｎｏ．２２４（１９３２）：１—１７９），于１９３２年取得了巴黎大学科学博士学位。
从２０年代初起，在秉志等动物学界先辈的努力下，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静生生物调查所相继成立，并创建了多种科学刊物。伍献文出国前后，已在这些刊物上发表了一些论文。１９３０年，中央研究院国立自然历史博物馆在南京成立，这是我国由政府主办的第一个生物学研究机构。伍献文回国后，立即被推荐主持博物馆动物学部的工作，同期在动物学部工作的还有方炳文、常麟定等人。为了调查祖国富饶的生物资源，他们深入到广西、贵州、云南等边远山区，采集了大量的标本，发现了许多在科学上未曾记载过的新的物种。在这段时间，伍献文的工作涉猎面相当宽，表现出他在动物学研究上的坚实基础。
１９３４年，自然历史博物馆改为中央研究院生物研究所，不久又改称动植物研究所。
１９３７年，“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侵略军的炮火迅速向南蔓延，中央研究院所属各研究所纷纷迁入内地，动植物研究所也奉命迁往湖南的长沙和衡山，几年艰辛初创的科研条件遭受了严重的损失。为了起码的科研工作需要，伍献文和他的同事将显微镜和图书资料一一装箱带走，却丢掉许多私人生活用品。当时研究所已收藏了大量的动植物标本，包括一些新种的模式标本，都无法带走。为了保存这些标本，他们在夹墙的地下挖了一条深沟，小心翼翼地将标本一瓶瓶埋藏起来，想在抗战胜利后取出使用。谁曾料到，八年以后，他们怎么也挖掘不出这批珍贵的标本，盗掘者可能因为挖到的不是金银珠宝而将这些“臭鱼烂虾”随手倒弃了，而伍献文他们却为丢失这批无价之宝而终身遗憾。
长沙大火又将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赶到了广西阳朔。艰难的跋涉、困苦的生活、拮据的科研经费，并没有动摇伍献文继续进行科学研究的决心。在阳朔的短暂停留中，伍献文完成了《漓江的鱼类》（Ｏｎ ｔｈｅ ｆｉｓｈｅｓ ｏｆ Ｌｉ－ｋｉａｎｇ．Ｓｉｎｅｎｓｉａ，１０（１—６）：９２—１４２）一文，其中描述了发现于漓江的１１个新种。１９３９年，动植物研究所搬迁到四川重庆北碚，才有了稍为安定的科研环境。然而，中原沦丧，烽烟四起，调查祖国自然资源的计划已难以实现。在这种情况下，伍献文决定以室内工作为主，开展了一系列实验鱼类学研究，在形态学、组织学及生理学领域发表了许多论文。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央研究院的一些研究所搬到上海。伍献文和他的同事们一直到１９４６年才登上轮船迤逦东下，在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任研究员。１９４８年，他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然而，国民政府的腐败和通货膨胀，使已过不惑之年的伍献文对国民党的统治不再抱有任何幻想。１９４９年上海解放前夕，他与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的全体职工一起，不顾国民党特务的威逼利诱，挫败了将研究所迁往台湾的阴谋，从而翻开了自己历史新的一页。
上海刚刚解放不到两个月，伍献文就接到了参加新中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议的通知。漂泊半生的伍献文感到无比激动，他决心将自己的后半辈子完全献给新中国的科学事业。他参加了中国科学院的筹建工作。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及植物研究所的藻类专业人员，于１９５０年联合组成了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并先后分设青岛、厦门两个海洋生物研究室和太湖淡水生物研究室。伍献文被任命为水生生物研究所副所长兼太湖淡水生物研究室主任。１９５４年，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独立直接隶属中国科学院领导，而水生生物研究所及其所属太湖淡水生物研究室一起搬迁到武汉市武昌的东湖之滨，成为以淡水生态学为主的我国水生生物学研究中心，伍献文一直主持该所鱼类学的研究工作。在科学研究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的方针指引下，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研究工作，一直围绕着如何加速淡水渔业发展这个中心内容进行，鱼类学研究的重点也逐步转移到生态学领域。
自从１９５０年担任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副所长以后，伍献文陆续又担任了许多职务。１９５５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担任过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院长、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长和国家科委水产组副组长。他还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又是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副主任。虽然领导工作和各项兼职占去了伍献文的许多时间，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科学家，主要的任务是科学研究。他决心为调查祖国丰富的淡水鱼类资源作出新的努力。历经２０多年的标本收集、资料整理和悉心研究，图文并茂的《中国鲤科鱼类志》上、下卷分别于１９６４年和１９７７年出版。
《中国鲤科鱼类志》下卷出版时，伍献文虽已７８岁高龄，但壮志未衰，又作出了一个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战略部署。他对助手们说：“我们的这部书在中国的鲤科鱼类的种类及其分布的记录上是有很大的增加，但是在鲤科及其所属各类群的系统和宗系发生关系上，仍不脱前人之窠臼。下一步的工作重心应该转到研究鲤亚目鱼类的系统发育上去。”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伍献文和他的助手们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提出了鲤亚目鱼类的新分类系统，占领了这个领域的世界前沿。
从１９２４年伍献文在厦门大学季刊上发表《浙江瑞安所产蛇类初志》的第一篇研究报告开始，６０年来，他在国内外科学刊物上发表论文及专著共计８０余篇（册）。其中有关鱼类学论文４５篇，有关线虫及其它蠕虫的论文１６篇，有关节肢动物和爬行类、两栖类等其它动物的论文１１篇，还有关于海洋及湖泊调查、鱼类考古学研究的报告多篇。
杰出的鱼类学家
伍献文是站在中国近代鱼类学高峰上的少数几位科学家之一，他一生的学术进展反映了中国鱼类学的发展。从本世纪２０年代到３０年代，是他奠定鱼类学的坚实基础和初露锋芒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他有关鱼类学的研究虽说比较零散，然而却卓有成效。他的第一篇鱼类学论文《厦门鱼类之调查》发表于１９２８年，是中国研究鱼类的早期著作之一。其后，在他留学法国巴黎期间，发表了博士论文《中国比目鱼类的形态学、生物学和系统学的研究》（１９３２），并以此初步确立了他在鱼类学研究中的地位。这篇论文记载了分布于中国的比目鱼类５科３３属６５种，对比目鱼器官系统的解剖和生物学作了详尽的描述。这些工作不仅在国内同期同类研究中处于领先地位，也受到国外同行的推崇。
４０年代，是伍献文科学生涯的第二个时期。由于当时恶劣的战争环境，伍献文不得不将研究工作的重点从野外调查转移到实验室内，而这个转变导致了我国鱼类学研究史中出现了以鱼类生理学和功能形态学为主的新局面。在４０年代之前，有关鱼类的生理学及其结构与功能的研究尚属空白。从１９４０年到１９４７年，伍献文及其早年的学生，我国著名的鱼类学家刘建康、张孝威等人，连续发表了多篇有关黄鳝气呼吸机理的研究报告，比较详尽地从形态学、组织学及生理学的角度探讨黄鳝的气呼吸器官的结构与功能。还进行了纹胸鮡的吸着器的组织学、鲤鲫鱼杂交实验、鳑鲏鱼的胚动现象等有关鱼类生理学和功能形态学的研究工作。这一大批印在当时内地土制毛边纸上的科学文献，既象征了我国早年鱼类学家们的艰辛历史，也显示出我国鱼类学研究的一个新的进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伍献文开始了他的鱼类学研究的第三个时期。祖国的统一，国家建设的需要，使他得以实现３０年前被战争中断了的研究设想，即系统地调查祖国丰富的淡水鱼类资源，全面开展鱼类分类区系的工作。他所直接领导的鱼类分类组的科技人员，按照他的规划，爬山涉水，足迹遍及祖国的江河湖泊。从东北的三江平原到海南岛的五指山畔，从青藏高原的冰川雪河到东海之滨的溪流沟涧，采回了大批鱼类标本，在水生生物研究所建立了收藏有３０余万号标本的规模宏大的淡水鱼类标本室。他们用大量由模式标本产地采来的地模标本代替流散在国外的中国鱼类的模式标本，基本摆脱了只有依靠“洋人洋书”才能研究中国鱼类的被动局面。在拥有大量标本的基础上，伍献文以占中国淡水鱼类一半的鲤科鱼类作为研究对象，同他的助手一起开始了艰巨的整理工作。１９６４年，《中国鲤科鱼类志》上卷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印行，在国内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国外学者发表了专文评论，给予高度评价。“文化大革命”差一点毁灭了这一科学著作的后半部，但就是在他遭受迫害的这段时间，他也一直将写完这部书作为自己的努力目标。就在他获得自由的第一天，他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请允许我拿起笔，我要将《中国鲤科鱼类志》写完。”从此以后，无论白天黑夜，节日假日，人们都能看到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关在自己的办公室内，时而观察和测量标本，时而查阅文献，时而俯首疾书。慢性支气管炎等老年性疾病一直缠绕着他，但为了挽回被耽误的时间，他即使感到身体不适，也仍坚持到实验室工作。１９７６年，《中国鲤科鱼类志》下卷终于出版了。《中国鲤科鱼类志》全书共７０余万字，系统地描述了分布于我国的鲤科鱼类１１３属４１２种，并附有精美的图版。它不仅是研究中国淡水鱼类的必备文献，也是研究全世界鲤科鱼类的重要资料。日本学者已将上卷译成日文出版，下卷也在翻译之中。欧美的许多鱼类学家也来信建议出版英译本。这部著作在１９７８年全国科学大会上得到大会奖励，１９８２年被评为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伍献文在不断提高科学研究理论水平的同时，还十分注意科学研究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在６０年代，他极其关心三峡工程对长江鱼类资源的影响问题，坚持开展长江鱼类资源调查及其变动规律的研究。在葛洲坝工程建设中，他发表的关于救鱼措施的正确意见，为国家节约了一大笔投资。
伍献文学术生涯的第四个时期开始于他７８岁高龄之后，工作重心是研究鲤亚目鱼类的系统发育。鲤亚目是现有淡水鱼类中最大的一个类群，共计约有２５０个属２５００余种，广泛分布于亚洲、欧洲、非洲和北美。近百年来，许多鱼类学家尝试提出的分类系统，尚无一个能令人满意。中国是鲤亚目鱼类最丰富的国家，约有１４５属５８０种，具有研究鲤亚目鱼类系统发育的得天独厚的条件，能做许多外国学者想做而不能做的工作。伍献文和他的助手解剖和观察了鲤亚目中有代表性的７８属１２３种鱼类的骨骼，并引进和使用了国外在７０年代才发展起来的分支系统学的原理和分析方法，对观察结果进行了比较分析。他们的研究结果连续发表在国内的许多学术刊物上。１９８１年，伍献文和他的助手在《中国科学》上发表了题为《鲤亚目鱼类分科的系统及其科间系统发育的相互关系》的研究报告，提出了鲤亚目鱼类的一个新的分类系统。这个报告引起了国际鱼类学界的普遍关注，加拿大鱼类学家Ｊ．Ｓ．尼尔逊将此研究结果引入他所编著的《世界鱼类》一书中，十几个国家的几十位学者纷纷来信索取有关资料，许多人建议在中国召开有关鲤亚目鱼类研究的国际科学讨论会。这项成果在他去世后的第二年荣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除了在鱼类学方面的卓越成就外，伍献文在研究其他动物方面也做出了突出贡献。２０年代，他在厦门大学担任助教时，在秉志等几位中外著名学者的直接指导下，他广泛涉猎鸟、蛇、蛙、鱼、线虫、水母等不同种类的动物，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学术论文。３０年代初，伍献文主持国立自然历史博物馆动物学部，在继续进行鱼类、蠕虫类研究的同时，又开展了对河蟹、蝎类的研究。他发表的《中国河蟹志略》和《中国之蝎及蝎珠》都是国内研究该类动物的领先之作。他在线虫形态学和分类学方面所作的贡献也深为国内外专家所推崇。他的有关线虫的研究论文曾在美国、德国和法国等权威性刊物上发表，所论述的动物寄生线虫的３个新属和２３个新种和新亚种，绝大多数已为学术界所承认并收入有关专著。
科研工作的优秀组织者
伍献文是我国组织开展海洋及湖泊综合考察的先驱。早在１９３５年６至１１月，他就组织了渤海湾及山东半岛的海洋及海洋生物综合调查。这次调查虽然规模不大，而且许多工作因为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而未能继续和整理，但它却是我国海洋科学考察的开端。１９５１年，伍献文领导并参加了五里湖的湖泊调查工作，这是国内首次对湖泊进行较长期的综合性科学考察。这个工作为以后的湖泊调查规范化打下了基础。伍献文还参加了三峡水库库区、丹江口水库库区的水生生物调查和渔业规划的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伍献文担任了许多科研领导职务，把大半时间和精力花费到科研组织管理工作上，在他的直接指导和规划下，水生生物研究所建立了收藏有３０余万号标本的亚洲最大的淡水鱼类标本室，成为国际鱼类学研究的中心之一。在他的领导下，水生生物研究所的鱼类学研究已扩大到鱼类分类学、生态学、生理学、遗传学和组织学各个领域，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水生所发展到今天，已成为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综合性研究机构，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的声誉和具有较大的影响，这一切都是与伍献文的努力分不开的。
伍献文一直是学术团体的热心组织者。早在１９３４年，他就参加发起和创立中国动物学会，历任学会理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又参加发起组织中国海洋湖沼学会，并担任副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他还担任过中国水产学会副理事长。１９７９年他又与朱元鼎教授等著名的鱼类学家共同发起组织中国鱼类学会，并被选为学会名誉理事长。他还兼任了许多学术刊物的编辑委员会委员。
伍献文在促进国际学术交流和合作方面也作出了贡献。１９５６年，他被聘任为中、苏、朝、越四国太平洋西部渔业研究委员会的委员，数次参加在北京、莫斯科、平壤等地召开的委员会会议，为加强四国之间渔业方面的合作尽了自己的力量。５０年代末到６０年代初，赴芬兰出席国际湖泊学年会，１９６４年到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古巴进行水生生物学考察。他还是国际环境毒理学会的会员，英国林奈学会客籍会员。
可贵的为人品德
伍献文除了在学术上有很高的声誉之外，他的为人也得到普遍的尊敬和爱戴。伍献文坦诚正直，对朋友和同事肝胆相照，助人为乐，与童弟周、陈世骧、刘承钊、朱洗等老一辈的动物学家结下了极深的友谊。早年和他一起在中央研究院自然博物馆共事的方炳文，经常在他家中食宿，情同手足。后来方柄文赴法考察，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不幸在巴黎罹难，噩耗传来，伍献文为之伤痛不已，亲笔著文悼念，并介绍方炳文在中国鱼类学研究中所作的贡献。秉志教授于１９６５年２月２１日病逝，当时伍献文正结束古巴考察，归途路过捷克，当他突然在使馆的《人民日报》上看到讣告时，不禁失声痛哭。其对师友的感情之深可见一斑。同学、同事以及故乡戚友生活上有困难，伍献文无不慷慨解囊。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他自己身在幽禁之中，也还处处关心他人。
伍献文除早年在厦门大学和中央大学任教之外，在中央研究院工作时，也曾在大学兼职，１９３４—１９３７年任中央大学生物系教授，后兼系主任；１９４１—１９４３年任复旦大学教授，１９４７—１９４８年又兼任江苏医学院教授。在几十年的科研和教学中，伍献文直接教导和培养出大批的学生和助手。他常对学生说：“搞科学研究要有天资，但更重要的是勤奋，二者兼而有之才是难能可贵的。”他总是按这个标准去选择学生和助手。他要求自己的助手不仅要能工作，而且要能思考。他常在实际工作中启发和鼓励他们提出新颖的学术观点，并指导他们整理发表。有时有些观点与他自己的看法不一致，他就与他们展开平等的讨论，并且毫无保留地接受被证明是正确的观点。由于他知人善任，善于发现人才，善于培养人才，在他领导下工作的人都进步很快，他的学生和助手有不少已是国内外知名的学者，许多人成为我国水生生物学和水产科学技术上的骨干力量。１９７７年，伍献文就任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长，不久又兼任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院长，但他从一开始就有让贤之意，多次要求科学院选拔年富力强的人才接替他的职务。伍献文在生前就将他直接领导的鱼类分类组的工作交给了中年科学家，希望他们在实际工作中迅速成长，使我国的鱼类学研究后继有人，进一步发展。
伍献文的生活十分俭朴，无特殊的业余爱好，早年在工作之余喜爱集邮和下围棋，后来因工作繁忙也就丢开了。他唯一的嗜好是读书，而且主要读科学书籍。在他的一生中几乎没有添置什么贵重财产，但却购置了数千册珍贵的图书资料。在战争环境中，他连日常用品都丢弃了，这些书籍却始终珍藏着。后来又将这批书籍资料放在水生生物研究所鱼类分类组资料室，或直接赠送给所图书室，供大家阅读使用。伍献文将自己的一生毫无保留地贡献给了祖国的科学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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