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86年11月由部队（国防科工委）转业到成立不久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工作的，1991年之前在综合计划局任副局长，分管计划、统计、人事和办公室工作，并担任党支部书记。建委初期，内外环境困难较多，人员来自不同部门，理念不同，矛盾也较多。综合计划局的工作关系到全委的基本运作，似乎成了内外矛盾的交叉点，压力较大。担任委主任和党组书记的唐敖庆先生非常关心计划局工作，经常找我们去讨论问题，1988年还把党员组织关系转到计划局支部，以加强与计划局的联系沟通。因此在这段时间内我和唐老接触较多，深感唐老待人诚恳、谦虚，作风民主、谨慎，处事公正、无私的优良作风，又博学多识，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在和唐老的接触中我也受到许多教育，受益匪浅。
唐先生是老一辈留美学者，有很强的民主意识和民主作风。基金委员会成立之初，唐老就在总结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基金多年工作的基础上，提出“依靠专家，发扬民主，择优支持，公正合理”的16字项目择优、评审原则，深得科学基金制的精髓。科学基金制本质上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核心思想是民主、公正、透明，把项目选择权力交给科学家群体，并建立权利制衡机制。科学基金制和16字评审原则在科技界引起很大反响，科学家群体给予很高评价和全力支持。但当时还是计划经济的一统天下，科学基金制像是计划经济大海中的一叶孤舟，从计划经济角度看像只丑小鸭，和周围大环境难以相容。因此，不理解或反对者为数不少，特别是一些掌有实权的科技官员，这是造成基金委初建阶段困难重重的主要原因。有位同志很诚恳的对我说过，“面上小项目太分散，很难有显示度，要集中批大项目”，看来他不明白科技也需要播种。还有位同志说：我们在岗位上，是为党掌权，基金委把权利交给外单位的人（指科学家），要你们这些人做什么？基金委内部也有人抱怨“自己也是一级领导干部，却一点权利没有，到下面去很没面子”。争取每年国家拨款有所增加，是基金委的头等大事，更是综合计划局的头等大事，但困难重重，不利消息接二连三，诸如南方水灾、北方干旱、重大工程开工、扶贫、普及义务教育等都可以成为削减我委经费的理由。我体会，当时国家财政确实紧张，但最重要的原因是政府部门对科学基金制缺乏理解或有疑虑，认为这种拨款制度尚需观察。面对困难，唐老顶住压力，坚持16字评审原则。唐老亲自跑政府相关部门，做解释说服工作，几乎每年都利用会议、接见等机会向总书记或总理（赵紫阳、江泽民、李鹏）汇报，争取经费增长。在唐老担任主任的5年间，我委国拨经费每年都有所增加，虽然增长幅度不大，如果扣除物价指数，有时甚至是负增长，却是来之不易。
建委初期，国家科技经费奇缺，为了能拿到一项基金项目，不少科学家千方百计的和唐老联系，但唐老从来公事公办，决不开后门，他收到的有关项目的来信，都原封不动的转有关科学部，他不写一个字，不发表任何意见，为公正处理提供了空间。但唐老对科学家科研经费短缺非常同情，对经过正常评审程序的项目总是“心慈手软”，尽可能关照。1986年底在委务会议审批第一批基金项目时，唐先生提出，由于经费所限，当年批准项目数量不多，有少量优秀科学家的申请项目未被批准，意见比较强烈，申请人大部分是当时的学部委员或在学术界有影响的学者，项目质量都很好，只是差了1票，相关科学部建议增批，提请委务会讨论可否增批少量项目并相应增加经费。我从计划局的角度感觉不妥，因经费已分完（当年只有8000万元，实际已超批），特别是担心封不住口，导致经费严重超支。唐老耐心说服我，他说：科学家的支持是科学基金制发展的基础，对他们的困难要尽力帮助，所需经费不多，既然已经超支，就再多超点也没有太大问题。讨论结果委领导们都同意增批这10来个项目，我无话可说，只能安排“寅吃卯粮”。后来我体会到唐老和委务会决策是正确的，虽然增加了“寅吃卯粮”的亏空，但随着经费增加可以逐步消化吸收，而当时解决一些知名学者的急需和困难，体现了基金委对科学家的关爱，同时对立足未稳的国家自然科学委员会的发展有利。
1987年经武衡同志提议，国家科委批准，国家自然科学奖评选工作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负责。新一届奖励委员会由武衡为主任，唐敖庆任第一副主任，负责日常工作，师昌绪先生任秘书长，我任办公室主任。因自然科学奖评选在高层科学家群体中引发矛盾很多，唐老一度担心卷入矛盾，会影响基金委的社会形象，曾犹豫是否接此项工作，但在委务会决定接收之后，唐老对此项工作予以高度重视。办公室制定的章程、评审程序、换届方案等重要文件，唐老要逐句推敲修改，遇有比较重要事项，唐老总带着我们向武衡汇报，有一次还去中南海向担任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的宋健同志汇报。为做好奖励委员会换届工作，唐老和师昌绪先生亲自带领我们先后走访国家教委副主任朱开轩、黄辛白、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孙洪烈，并多次向武衡主任汇报情况，使极易引发矛盾的换届工作顺利完成。在向各科学部布置评审工作时，唐老要求“慎之又慎”，对有争议的项目要多花时间调查，不可仓促定案，要求评审程序严格，不能粗心大意，评审结果要使科技界满意，申报人心悦诚服，尽可能不留争议问题。大约是1988年上半年，有一项一等奖获奖人在异议期中受到强烈非议，该单位党委书记等两位领导找唐老汇报，为被异议人说情，唐老要我参加。因属敏感话题，我曾担心唐老因对情况不很熟悉而被“抓辫子”，但唐老在耐心听取了客人的介绍后，说了一席高屋建瓴的话，倡导了民主作风，维护了评审原则，指出了存在问题，给出了解决办法，热情洋溢又不失原则，使来人心悦诚服，又给我们留下充足的处理空间。国家自然科学奖从1987年起在基金委完成了四次评审，全委上下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完成的很出色，受到科技界的好评。
唐老颇有传奇色彩，科技界流传着不少精彩“段子”，比如，有人说唐老博览群书，国文基础好，对中国古典文学著作研究造诣很深，曾发表红楼梦研究文章；也听说唐老眼睛不好，上学时看不见老师在黑板上写的字，故从不记笔记，但考试永远是第一名等等。对此，我不了解，真假难辨。但我知道唐老眼睛高度近视，据说有2000多度，即使戴着瓶底似的眼镜，两米之外就看不清人的轮廓。但他记性却极好，听力也很好。唐老在各种会议上经常如数家珍般的说出自然科学基金的各种数字，有时精确到小数点后面。唐老的数字大部分出自计划局，由计划处、统计处、财务处、成果处提供基础数据，大部分由我汇总或审核而成，我在综合计划局工作期间每年都要花大量时间和数字打交道，每年出版的两本“汇编”往往占去很多时间。但我离开本本，许多数据都记不住，但唐老能记住。有时时间紧迫，头天把数据交给唐老，第二天上午唐老就能背诵如流，唐老记忆力之好，令人叫绝。唐老年龄大，视力不好，但走路、上下楼梯从不让人搀扶，步履一贯平稳有力。唐老秘书对我说过，上下楼梯时最好不和唐老说话，因为他在数楼梯数。凡经常去的地方，如基金委、国家教委、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等每层有几级楼梯唐老都能记住，所以能大步流星的上下楼而从不失足。对基金委的许多人，包括我，唐老大概并不知道长相，因为一般难有机会让唐老面对面近距离细细观察，唐老认人是靠听说话，甚至听走路声音来辨别。有次我去唐老办公室请示问题，见房门开着，室内有人和唐老说话，我怕打搅就站在门口等着，没有说话，但唐老已从脚步声听出我来了，立即回头说“是李克健同志吧？”大家都笑了。大约是唐老80岁高龄时，决定做眼睛激光手术，校正近视，不少人劝他不要去冒风险，但唐老心意已决，在青岛做了手术。一次在楼道碰到唐老，我上前问候，问唐老“看清我了吗？”唐老高兴的说“现在看清了！”我想这是唐老第一次知道我的模样。
唐敖庆先生是新中国一代科学大师，他的离去带给我们不仅是巨大的悲痛，也伴随着我们深深的怀念，唐老留下的高尚情操将永放光芒，为后来者照亮着走向未来的大道！
尊敬的唐老安息吧！
李克健：1986年11月－1991年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综合计划局副局长，1991－1999年5月任工程与材料科学部常务副主任。退休后承担部分社会工作，任国家新材料产业发展战略咨询委员会副秘书长，国家开发银行新材料专家咨询委员会秘书长，中国生物材料委员会顾问，《新材料产业》杂志指导委员会副主任，《材料导报》、《新型炭材料》、《高科技纤维与应用》等杂志顾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