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城市化一路高歌猛进，与世界上人口多、资源基础贫乏和生态脆弱的同类型国家（如印度、印尼、巴西等）相比较，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迅速，城镇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合理布局城市化发展道路、科学规划城镇建设，免走歧路、少走弯路，已成为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支持下，由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究员姚士谋和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张雷牵头，南京大学教授崔功豪、中山大学教授许学强、南京农业大学教授王万茂等参与的课题组，已经在这方面取得了阶段性的研究成果。日前，该课题组的研究报告——《按科学发展观审视我国城镇建设的大局》已提交国家决策机构。
我国城镇人口比重已达44.9%
该研究报告称：经过30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城镇人口比重已由1978年的18.6%提升到2007年的44.9%，全国的城镇人口已有5.8亿。预计到2015年将达到50%左右，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较高水平。我国的GDP总量为24.6万亿元人民币（约3.8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日本，占世界第三位。而我国国民经济总产值的78%左右和外贸出口的80%以及大部分的工业产值都是在仅占国土面积不到0.8%的城镇地区（包括660个城市和2.1万个建制镇）生产出来的。
“由此可见，我国的城市是全国的工业基地和经济增长中心，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前进基地，其成就不言而喻。”姚士谋说：“但在高速发展中，不少地区存在过度发展、用地失控等现象，令人深以为忧。”
城镇化问题涉及国计民生、社会进步和现代化建设的方方面面。姚士谋说，今天，世界上对城镇化进程与可持续发展之间关系的关注并非仅停留在学术研讨层面。实际上，各国政府、社会团体和科研单位都非常关心这一现实性、战略性的问题。“从全局出发，综合地、系统地审视我国城镇建设，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我国的经济建设，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些努力也是本课题研究的目标之一。”
年增长率应在1%之内
每年我国农村向660个城市和重点镇输入劳动力约1100万人，但城市仅能提供950多万个就业岗位，城市居民中每年还有400多万高校毕业生、复员退伍军人以及下岗人员需要就业，仅有的就业岗位还不能满足城市人口的就业数量。
北京大学教授周一星认为，我国今后城镇化水平每年提高0.6至0.8个百分点是比较合适的。中科院和南京大学一些学者认为每年可以提升0.8至0.9个百分点。
“2007年，我们和中科院院士陆大道合作的研究认为，未来10年内，我国城镇化的提高速度每年不宜超过1个百分点，合理的增长速度是提高0.7至0.8个百分点。”姚士谋说：“但这并不是绝对的。对于沿海的7个省区，因为外向型经济发达，经济发展较快，就业机会较多，可以略高一点；内地城市，如大武汉区域、四川重庆区域可以接近1个百分点；其他地区要相对低一些。如果城镇化每年增加1个百分点，甚至高于此数，那么人均GDP需要增长12%才能够支撑，特别是就业岗位难于安排。过度扩张、超速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很大，也会带来资源环境压力大、垃圾处理能力跟不上、农副产品供应不足等问题。”
大规模有大问题
研究者认为，对于人口众多、区域差异大、生产率较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有限的大国来说，正确认识自身环境特征和生态经济的脆弱性，是我国城市化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与策略。
2006年全国已有设市的城市660座，建制镇2.06万个，城镇化水平从20%（1980年）提高到44.6%（2006年）只用了26年，这个过程比发达国家的平均速度快了1倍多。城镇人口从1949年的5000多万，上升到2007年的5.8亿人（包括了进城打工的暂住人口1.3亿人），城镇化绝对数量的人口是世界上最多的。
陆大道认为，近10年来，各地区纷纷提出高指标的城镇化率作为政绩目标，并彼此攀比，形成了竞赛之势。因此，虚高的城镇化速度和城镇化率，每个城市的基本建设项目投资过大、开发区过滥、大学城过多造成的用地失控，在相当程度上脱离了我国的国情，脱离了经济发展内在的客观规律。
从2000年到2006年，全国各类大中小城市建成区面积由1.62万平方公里，增加到3.37万平方公里，几乎净增了2倍。全国经过整顿后的2600多个开发区占地面积已达到2.4万平方公里，在这种城镇用地和开发区占地大扩张的背景下，城市人均综合占地很快达到了110～130平方米的高水平，很多小城镇人均占地更高，甚至达到150～170平方米。这是大多数人均耕地资源比我国多几倍乃至十几倍的欧美发达国家的水平。
城市的工业集聚、人口集聚对水资源的需求量越来越大，由水资源导致的城市健康发展问题越来越多。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江河、湖泊以及地下水的工业污染问题严重，中国大部分的湖泊淡水资源80%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2006年我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达5118亿元，其中水污染造成的环境成本高达2862.8亿元，占经济建设投入成本的55.9%（国家环保总局）。特别是我国大西北和沿海许多海港城市严重缺水，每年因缺水影响工业产值就达到2000多亿元。
多大的城市更宜居
城市规模并非越大越好，应有一个适度、合理的发展，才能体现城市综合效益。北京、上海在上个世纪50年代，城区人口密度约1.5万～2.0万人/平方公里，21世纪初城区人口密度超过2.6万人/平方公里，甚至一些老城区越过4万人的密度。如今的纽约市区每平方公里仅8600人，伦敦市区仅6500人，东京每平方公里约1万人。
姚士谋说：“从环境、交通、水土资源、居住条件、市场供应、垃圾处理等方面考虑，对特大城市我们要控制其发展规模，中小城市可以积极发展、适当控制。小城市控制在三四十万人的规模，中等城市六七十万人，像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不要超过2000万人，控制在1500万左右。大城市要依靠中小城镇的支撑，组团发展，现在南京、上海就是这样。南京有浦口、江宁、仙林和大厂镇等几个组团，上海有南汇、松江、宝山、嘉定几个组团，城区人口控制在20万至50万。中间有二三十公里的绿化或农田隔离带，使之不能连在一起。组团内各种市政设施和服务都很完善，居民80%的需求在组团内就能解决，这样可以减少交通和环境压力。”
研究者认为，我国城市化建设过程中必须把城乡统筹作为推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一项战略任务，全面、系统地加以科学规划与实施：
一是大、中、小城市发展的城乡规划应相互配套，选择多元化的发展模式。大、中城市到了一定合理规模后，应着重在政府的宏观调控方面限制城市的盲目发展。小城镇、建制镇也应当有选择地重点发展，特别注意用地规划的集约发展，居民点规划、村庄建设不宜占地过多。
二是有步骤地、合理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城镇用地的合理开发和农民权益保障问题相结合。
三是以城乡一体化为导向，逐步克服我国城乡经济二元结构的落后现象，发展农村经济，调整产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生态化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