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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私人基金会对科学事业的支持及启示

日期 2003-09-23   来源:   作者:政策局 龚旭  【 】   【打印】   【关闭

  美国科学体制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不仅表现为联邦政府通过其相关部门以多种渠道支持科学研究,而且还体现在社会各界以不同方式对科学事业进行各种投入。其中,除产业界之外的非营利组织是一支重要力量,尤其是宗旨各异、数目繁多的私人基金会,在支持新知识的发现和科学教育等方面,起到了其他部门不可替代的作用。 1.美国私人基金会支持科学事业概述   美国私人基金会系非政府的非营利组织,兴起于20世纪初,以传播知识、促进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事业的发展为基本宗旨,对美国的教育、科学、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尤其是在“二战”以前,私人基金会对科学的支持作用甚至比政府还重要;“二战”以后,私人基金会进一步发扬了支持科学事业的传统,并在支持的广度和深度方面有所拓展。据美国的基金会中心统计,2000年全美发放项目拨款的各类私人基金会有近56600个,开展资助活动的所有私人基金会的总资产达4861亿美元,发放资金总额共计276亿美元,教育、人类服务、艺术与文化、卫生等领域得到的资助约占资助总额的90%。其中,以项目形式发放的拨款达42亿美元,主要集中在教育、卫生(包括医学研究)、文化、对弱势群体的服务等方面。在受资助者中,大学得到的资助额最多。   从美国全国研究与发展(R&D)经费投入上看,2000年联邦政府对R&D的投入占全美R&D总经费的26.3%,约696亿美元,产业界占68.4%,约1801亿美元,非营利组织占2.2%,约58亿美元,比NSF投入R&D经费的两倍(NSF约为27亿美元)还多,其中主要经费来源为私人基金会,资助的研究领域多为基础研究。虽然单纯从资金份额上看,私人基金会对R&D的投入微不足道,但也正因为如此,各基金会尤为注意建立自己有别于政府、产业界和其他部门的“额外”作用,强调发挥自己的独特性。 2.美国私人基金会支持科学事业的特点 1)资助科学发展前沿——对科学研究的“风险投资”   支持具有高风险的科学前沿研究和跨学科研究,是美国私人基金会资助科学研究较具普遍意义的主要特点。20世纪科学上的一些重要科学家的研究和重要科学发现与活动,如海森堡的量子力学研究、居里夫人的镭研究、分子生物学学科的创立以及90年代以来的“外星人智能探索”等,都与美国私人基金会的资助相关联。据统计,在1953年后的12年间,有18位分子生物学家获得诺贝尔生物学奖,其中17位获奖者的科研活动都全部或部分地得到过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有人将私人基金会支持科学研究的经费形象地称为“种子钱”,当美国科学家有了探索性极强且暂时看不到其明确前景的想法时,往往会首先想到去某个私人基金会而不是政府部门去申请经费,由此可见私人基金会在美国科学家心目中的特殊地位。 2)重视科学教育与传播——向科学事业的未来投资   教育一直是私人基金会投资最多的领域,根据基金会中心的统计,1999年1016个最大的私人基金会设立的面向大学生和研究生的教育资助经费近5.6亿美元。资助方式有:设立普通的奖学金、助学金,向学习科学、医学和工程学的优秀学生提供资助;设立面向学习科学的特殊群体的奖学金、助学金,帮助女性和少数族裔等进入科学研究领域;针对被忽视的领域(往往是学科交叉领域)设立教育与培训资助计划,以推动这些领域的发展;针对改进科学教育或促进新学科领域教学而设立的资助计划等。   科学传播活动旨在提高全美的科学文化水平,为科学事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与其他国家相比,私人基金会是对科学传播活动的资助经费不菲,资助形式多样,从兴建博物馆、举办展览到制作电视节目到提供网络在线服务,从培训科普作家到组织社区科普活动等,有声有色,丰富多彩。 3)资助的多样性与灵活性——对科学领域的开放投资   美国私人基金会支持科学事业研究以多样性与灵活性为特征,如对科学研究的支持中,既有对研究活动、科研人才的资助,又有对科研机构、科研设施的支持,还有对各种出版物、各类研讨会的资助等等。由于私人基金会的数目繁多,各基金会的任务、重点和区域战略(许多基金会都设有推动所在地及周边区域经济、社会、教育、文化或科学发展的特殊战略)各有不同,具体的资助内容、项目管理方式等也不尽相同,充分保证了资助方向、资助对象与资助区域的多样性。虽然私人基金会对科学研究的资助是有限的,但灵活多样的开放性特征使得其在对科学研究的支持中能够比政府资助机构和以盈利为目的的产业界更具特殊长处,并与其形成互补优势。 4)与政府间的伙伴关系——对科学资助事业的相互渗透   政府资助科学研究的经费来源于税收,虽然经费的来源稳定,但出资的纳税人无法直接监管和控制所资助的研究计划;而众多的私人基金会可根据各自的宗旨和特长,自行决定其资助方向,选择其资助对象,对资助活动有更大的控制能力,能对新生事物和科研契机更快地认识和反应。因此,基金会与政府之间可以构成一种互补的伙伴关系。这种伙伴关系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政府面向私人基金会的合作,如私人基金会的研究机构通过激烈的竞争,也和国家实验室、大学等机构一样从联邦政府得到科研经费,另一方面是私人基金会面向政府机构的积极合作。以W. M. Kech基金会为例,自1997年起,该基金会在医学研究领域设立了“杰出青年学者”计划,邀请的评审专家多来自政府资助机构,对政府的资助活动无疑可起到补充和促进作用。 3.美国私人基金会支持科学事业的启示   科学发展需要来自科学内部的推力和科学外部的拉力,美国私人基金会及其他非营利部门投入的大量资金所支持的科学家高风险的自由探索,保证了来自科学内部的源源不断的推动力,由产业界支持的R&D活动则始终拉动科学前进,而政府支持科学研究的作用兼而有之,并将这两种力量联结在一起。   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却不是如此,发展中国家科学资源的分配具有集中性的特点——科学资源的匮乏导致了经费在研究方向、人员、机构、地域等方面的集中,缺乏科学的全面充分发展所需要的多样性;经济社会状况迫切要求科学为解决国家的实际问题服务,而较少有让科学家进行高风险探索的从容与自由的空间,科学发展所必需的来自科学内部的推动力不足,这些都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科学的发展。如何处理好科学的多样性与集中性、自由探索和定向研究等的矛盾,是我国制定科学政策是应当认真研究的问题。例如,高风险的科学探索往往是科学发展的机遇所在,但由于缺乏私人基金会这一在美国基础科学事业发展中重要的“额外维度”,支持科学家进行具有一定风险的自由探索应当成为我国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但与此同时,政府对此类研究支持的限度何在?因为此类研究毕竟风险太高,且与满足国家目标的要求有一定的矛盾;又如,虽然我国科学资源的不足决定了科学资源与科学活动的集中性,但作为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为了科学事业的健康发展,是否也应尽可能地保持研究方向、研究人员、研究的地域分布等在一定程度上的多样性?   21世纪我国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应当大力鼓励和发展私人基金会,使之与政府和产业界等社会各界各有所长、优势互补,不仅将推动我国在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环境健康等方面的发展,而且还将通过引导民间投资、发展公益事业等方式,促进国家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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