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专家谈科研诚信研究的重点和方向

作者:尼古拉斯?斯丹尼克等/孙平译 时间:2014-05-19 来源:《科研诚信建设工作通讯》/中国科研诚信网

目   录

     环境变化中的科研工作       保罗?茹特?沃尔普

     科研诚信研究的一些基础性问题      尼古拉斯?斯丹尼克

     我们敢研究我们自身吗?          布莱恩?马丁森

     我们对RCR教育还有哪些方面不了解     迈克尔?卡里奇曼

     关于科研诚信研究若干方向的思考      迈克尔?芒福德

     科研诚信研究的一些未来方向        戴维?雷斯尼克

   编者按:

      以下是《科研诚信建设工作通讯》组织翻译的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研究诚信办公室《ORI通讯》2013年12月号刊登的关于展望今后科研诚信研究方向与重点问题的六篇文章。文章的作者都是美国在科研诚信研究与教育领域非常活跃的一些学者。

      文章作者们普遍认为,科研诚信研究(research on research integrity, RRI)在美国已成为一个独特的跨学科研究领域,近十年来发表的文章、出版的专著、资助的项目和召开的学术会议明显增多,取得许多研究成果。但目前科研诚信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而且还面临研究经费严重不足、理论研究不够,以及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和工具比较单一等问题。作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今后科研诚信研究的重点和关于具体研究方向与课题的建议,涉及RRI研究的目标、方法,科研诚信教育的教师、受众、认知与效果评估,机构文化及科学共同体的作用,如何预防科研不端行为和其他有问题的研究行为等。我们相信,国外这些专家们的丰富经验和深刻见解对于促进我国的科研诚信问题研究将具有很好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在每篇文章的原文中都列出许多参考文献。为方便读者阅读,本刊省略了参考文献;读者如需引用文章中的内容,请参考原文以确保引文来源的准确性。

      原文链接:http://ori.hhs.gov/images/ddblock/dec_vol22_no1.pdf

环境变化中的科研工作

保罗?茹特?沃尔普(Paul Root Wolpe)

   (美国埃默里大学伦理研究中心主任)

  科学是一种专业活动。虽然我们通常认为科学事业有其崇高的动机,如促进人类追求知识、减轻痛苦、揭开大自然的奥秘,然而实际工作是由现实世界里的人在机构环境中完成的。从事科学工作的人都关心自己的职业生涯、收入、家庭以及在本专业领域中的地位。而且像在工作环境中的所有其他人一样,他们也会受到关乎其工作与职业生活的文化与制度激励因素的深刻影响。

      近一个世纪来的社会学研究表明,善意的人如果被置于有压力促使其采取某种行为的环境中,他们将会照此行事。如果环境鼓励诚信、透明和忠实于工作,人们往往会这样做。如果环境鼓励为了得到结果可以不惜任何代价、遇事首先考虑自己或进行恶性竞争,人们的行为一般也会符合这样的思维模式。

      当然,人与人之间也有所不同。有些人在最恶劣的环境中也会保持诚信,有些人则会在有利的环境中做出不端行为。社会学测量的是群体行为而不是个人行为,如果将重点放在行为不端的个人身上,以为通过惩戒或开除他们便解决了机构文化问题,那将是个错误。

      从获取资助和声誉这两方面来说,科学都是具有竞争性和由压力驱动的领域。科研人员可以迅速地了解其机构看重什么以及他们为了取得成功和进步应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学院科学的主要产品是科学论文(在产业环境中的科学有所不同)。出版物是我们评估科学成就的主要衡量指标。此外,出版物具有清晰的层次结构;在学术产品上以众所周知的衡量贡献的方式署名。获得预期产品的主要载体是经费资助,即需要经费来产出文章,项目资助是提供经费的主要手段。因此,对科研人员的职业发展来说,最重要的两方面成就是科学出版物与经费资助。

      在今天的学院科学环境中,实现这些目标需要由多方面人员组成的团队;依靠科研人员单枪匹马便可做出成就的时代几乎已经结束。因此,在现代科学研究中,项目负责人不仅需要掌握科学方法与技能,还需要有组织和管理技能。但我们的研究生院并不教这样的技能,在负责任的研究行为(RCR)课程中也并不探讨科学中的这些根本性问题。

      任何职业的入门者都知道,其职业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比其职位高的同事。在学术界,研究生明白要走上职业生活之路要通过其师友和导师的引导。此外,往往与其他工作环境不同的是,这些资深科学家不只是他们成长进步的关键,而且是他们进入这个行业的关键。如果没有博士学位,很难成为科研项目的负责人。在这个意义上,导师对学生的职业生涯几乎拥有独一无二的权力。

      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单纯是压力问题。在压力大的工作环境中也可以有很高的道德要求,如医院的急诊室。现代科学可以既有很大的压力,也有极高的诚信。需要关注和调整的是压力对科研人员的影响而不是压力本身。由于压力会影响科研人员的工作表现和士气,因此应该在开放、透明以及体察科研人员职业发展需要的气氛中处理压力问题。

      最后,要了解新出现的挑战。重要的是要了解科学工作自身的状态在不断变化。期刊的权力在下降,而博客和开放获取平台等新的交流形式在科学事业中的作用正在增强。精密计算、数字媒体新形式、科学众包以及信息技术方面的其他变化,正在以用现在的认识很难预测的方式使科学研究发生改观。

      鉴于这些因素,出现不端行为的可能性很高。机构要求产出特定类型成果的压力很大,在相关成果上会列明作出贡献者以及各自责任的大小。创造成果的人还要负责通过获得项目资助筹集经费(可以想象,福特汽车厂设计某种新型汽车的经理还要负责筹集制造汽车的资金)。机构根据获得资助和发表文章方面的成果确定专业晋升、薪酬和其他奖励。权力关系仍使指导者和导师对培训对象有决定权。然而,由于新的成果展示与处理形式层出不穷,从而可能赋予那些更多掌握了这些新的科学交流形式的经验与技巧的研究生以新的优势。我相信,这些因素的融合会引发新的不端行为,或至少使现有不端行为出现新的表现形式。

      由于职业科研工作的本质与现代科学与学术机构的报酬奖励间的关系密切,在对科学不端行为的认识方面,最紧迫的问题不是个人行为,而是机构与其科研人员在科研环境变化中的紧密互动。

      因此,我相信研究科学不端行为最重要和最有效的途径不在于试图了解科研人员的个人心理(虽然我并不怀疑这一研究方法),而在于了解特定的学院科学研究环境如何导致各类不端行为的发生。在资助减少和科研工作不断变化的时代,与科学有关的机构文化也将发生变化。其如何改变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课题。

      那么,我们相对忽视了哪些可能产生丰富研究成果的领域呢?一个是机构环境的比较研究。在商业类书刊中不乏通过分析不同企业与公司的环境探索企业成功秘诀的书籍。最近,随着众多的企业丑闻被曝光,书店商业类图书货架上满是关于加强伦理引导、诚信建设,以及对公司进行比较分析的书籍。通过哪些特征来区分科研机构是否将诚信作为团队的认同标志和思维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相信答案显而易见(例如,领导模式和透明度),但需要进行重要的人类学和实证方面的研究,以确定我们的直觉是否正确,或者是否有多种实现科学诚信的途径。

      其次,如上所述,数字媒体的崛起正改变科学信息管理与交流的方式。虽然这种发展最终可能被证明对科学有益,如促进平等竞争、打破垄断、使更多非专业人才参与研究过程(如关于蛋白质折叠问题的科学众包),但也带来了一些挑战。如果没有专业科学家的把关,会增加出现不端行为的可能性;虽然这种把关可能并不完善,有时存在偏见。如果违规者是业余科学家或外行,我们所称的“科学不端行为”是否有意义?由谁来制裁相关人员?随着的新的科学生产形式的出现,重要的是利用最好的社会科学工具来掌握新兴数字科学环境中不端行为的动向。

      科学社会学是将科学作为一种社会活动来研究,其发展史告诉我们,科学知识是在一个组织系统中获得的。该系统具有任何社会集体所拥有的需求、缺点和优势。学院科学研究当然有其特质。可能由于科学工作的本质以及大多数选其作为职业者都能够忠于职守,使其更易形成科研道德。如果我们能找到促进科研道德的最佳策略,可能会形成这样的道德。但很显然,这些策略在通常进行的负责任的研究行为课程中并没有例证。我们需要对现有和新兴的科学组织形式进行精细的研究,以确保在其形式不断发生变化时始终遵循科学诚信的最高标准。(原文标题:Scientific Work in a Changing Environment)

科研诚信研究的一些基础性问题

尼古拉斯?斯丹尼克(Nicholas H. Steneck)

   (美国密歇根大学)

  以下的建议是基于这样的假设:研究诚信办公室(ORI)资助的科研诚信研究(RRI)所针对的问题应有助于其完成两项主要任务,即处理不端行为和促进公共卫生署(PHS)所资助研究的诚信。

  处理不端行为

  研究人员曾研究ORI对不端行为的调查结果,以更好地了解不端行为数量随时间变化的趋势、科研人员为什么会做出不端行为以及调查的结果。遗憾的是这种研究的用处有限,因为我们不知道ORI所调查的不端行为是否能完全代表PHS资助研究中的不端行为。我们有理由相信其实并不能代表,因为ORI调查的案例估计只占目前科研活动中发生不端行为总量的1%甚至更少。

      因此,需要应对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为什么真正被举报和ORI调查的不端行为案例如此之少。以前有研究表明,许多科研人员在怀疑同事有不端行为时并不提出举报。当然,这些疑似案件的数量可能并不准确,因为其中有些可能属于尽人皆知的少数案件。我们对人们在举报过程中产生的犹疑所知甚少。还有,我们不知道在美国有意采用的对科研不端行为的狭义且严格的定义是否阻碍了科研人员举报不端行为以及其他损害研究的可靠性与有用性的行为。

      因此,目前需要对处理不端行为的体系以及ORI在这一体系中的作用进行仔细研究。为什么科研人员不愿意举报不端行为?当他们举报后会出现什么情况?科研诚信官员和ORI工作人员如何分类处理他们收到的举报?期刊编辑如何决定是调查还是不理会举报?为什么在同行评审中未能发现更多的问题?

      在确定研究处理不端行为的潜在目标领域方面,RRI已经提供了证据,如通过eTBLAST搜索引擎发现并在Deja vu网站列出许多涉嫌重复发表的文章。机构和期刊编辑是否已采取措施调查将近8万篇可能是重复的出版物?如果没有的话是什么原因?有如此多的涉嫌不端行为没有得到处理,可能有正当的理由,也可能亟需改革现有制度,使其更加负责任。需要开展更多的研究来澄清这一问题。

  促进诚信

  促进诚信是一个不明确的且几乎永无止境的任务。如果其目标是确保每位科研人员总能达到负责任研究的各项规范,它可能无法实现。如果可以接受不完美的结果,那么ORI应该将精力集中在哪些方面?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有更多有关研究记录可靠性以及不同违法行为对社会相对影响方面的信息。

      1.可靠性

      对研究的可靠性问题以前从特定不端行为的角度进行过探讨,如剽窃、不当署名、图像操控、不报告利益冲突或相互矛盾的数据、记录保存不当,等等。这项研究现在需要更进一步,即评估各类违规行为对不同研究领域或方向可靠性或质量的总体影响。换句话说,RRI需要转向质量评估(QA)并采用QA使用的一些方法。

      质量保证研究在商业和某些专业领域中很常见。通过精心规划与验证,可以开发出评估和比较不同研究领域研究质量的方法。这样做需要估算获得结论所需要的样本量,就评估的基础领域达成一致,以及将改进质量与科研诚信建设方法而不是检测不端行为作为评估的重点。

      2.影响

      要使工作聚焦在促进诚信方面,还需要关于不同科研不端行为对社会所产生相对影响方面的更多信息。在20世纪80年代科研不端行为成为一个公共话题时,政策制定者认为伪造,篡改和剽窃这三项明显的错误行为对科研诚信造成最大的威胁。后来人们清楚地看到研究人员有其他形式的不良行为,称其为“有问题的”研究行为,并认为其对社会,即对政府的政策制定与干预不那么重要。这两种认识都不是基于经验证据。

      不端行为和其他不良行为对社会的影响有两种方式:(1)由于故意或大意的行为浪费了资金;(2)不可靠信息或欺骗性信息导致作出伤害个人和损害社会整体的决策。对这些影响因素有必要进行量化研究,以便对要促进科研诚信应加强哪些方面工作进行比较和决策。

      全面了解科研不端行为所产生的影响,需要开发专门用以研究科研诚信作用的经济模型。例如,目前有人关注期刊的撤稿率可能在增加,但这是好事、坏事,还是无关紧要?撤稿在浪费论文发表相关的开支(审稿、出版和标引)、科研人员时间(审稿、阅读和借以作为其他研究的基础)等方面消耗了多少成本,可能造成什么样的社会危害?采取措施减少撤稿(如进行更好的培训以及支付审稿人报酬)的成本如何?最重要的是,撤稿成本与造假、篡改、剽窃和范围更广的其他有问题研究行为的成本的比较如何?

      人们有理由相信,一些有问题的做法,如过高估计新的癌症治疗方法的有效性,临床试验结果的重复发表,在研究药物意识培训的有效性时未报告利益冲突等,都浪费了大量资金并对社会造成危害。如果将更多精力用于减少这种做法而不是将大量注意力集中在科研不端行为上,如果将更多精力放在人们所建议的对新入门科研人员进行负责任研究行为的培训上,是不是会使社会变得更好?如果不能基于对质量与成本的仔细研究找到对于重要性这一核心问题的答案,将难以规划合理而有效的RRI计划。(原文标题:Essential Questions for Research on Research Integrity)

   应开展什么样的研究?或推进负责任的研究行为研究

   我们敢研究我们自身吗?

   布莱恩?马丁森(Brian Martinson)

   (健康伙伴)(HealthPartners)

      道格拉斯?韦德(Douglas Weed)在其1998年发表的文章中对预防学术不端行为所做的深入观察值得人们重温:

      “我们作为科学家愿意研究我们作为科学家的行为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有一天我们会发现为什么自己会因一个重要的、有时使我们失去能力的专业困扰所累,以及用什么办法防止其发生。但我不是说我们要等到充分了解了科学不端行为所涉及的基础性的生物学、行为学和社会机制等方面根源后再对其进行干预。”

   韦德讲到负责任研究行为(RCR)的研究与应用以及理解和促进诚信行为的其他努力方面的两点张力。我们作为一个共同体,真的准备把这一问题作为一个值得认真开展学术研究的领域吗?即使我们是认真的,我们今天要如何应对这个“专业困扰”?可以理解,许多参与RCR教育的人渴望拥有实用的干预工具和流程,借以促进RCR和防止科研人员出现不端行为。然而,明显的“要做些什么”的需要应考虑到对RCR和科研诚信的一般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仍处于起步阶段。我们对科研不端行为和其他不良行为原因的认识还远不够充分。尽管如此,在众多学科中并不乏可能与理解这些现象有密切关系的理论研究!此外,我们还有待观察科学共同体有多大的兴趣利用适当的科学工具和运用恰当的理论洞察力研究其自身的行为。

      我们有必要对不良行为的原因进行更多的“基础研究”,同时需要有更多的“转化研究”。由于在保障科学质量方面的公共资金的直接投入微乎其微,进一步增加了任务的难度。根据我的猜测,ORI过去10年来投资于科研诚信研究的经费总额不到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年度预算的0.0005%。缺乏投入,特别是来自NIH的投入不仅本身是个问题,同时也能说明问题,因为人们一般会资助那些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东西。

      我的感觉是,RCR领域的领导者想在科研诚信研究方面改变仅仅是描述性分析的做法,而采用更多经验性的模型。这样的模型可以用于测量特定类型干预的效果,可能促成将成果转化为工具和实践。在这方面有两个直接的挑战:一是可用来支持这方面研究的经费资源非常有限,二是需要使研究得到适当的因果关系理论的支撑。我建议我们尝试同时解决这两个难题,并运用迅速发展的“复杂性科学”或“系统科学”的工具和概念。

      我不知道是否有关于科研诚信的研究已运用仿真模型等工具研究相关问题或拟采取干预措施的潜在价值。然而,人们越来越多地研究这种模型并将其有效用于理解许多现实世界中的复杂系统;利用计算机仿真评估不同类型干预措施对这些系统内部利益行为的影响,以及给这些系统内行为带来变化。

      建造这些模型,可对那些难以方便地研究或直接研究花费过大的现实世界中自然发生的现象进行研究。通过计算机建立这些现象的模型,使研究更为及时和具有成本效益。采用这些模型可以产生新的假设,以及揭示拟采取的干预措施所可能产生的效果。最新的一个可能与科研诚信研究相关的系统科学方法,在拉尔森(Larson)等2012年发表的文章中有所介绍。他们在文章中提出:“当某联邦资助机构突然改变科研经费资助水平时,在大学的研究机构中会出现什么情况?”这项工作探讨在响应扰动时非线性反馈回路的运行和科学作为一个体系的应急行为。这项工作除了提出有启发性的问题,同时也促进提出新的假说。

      在R21资助项目(ORI目前用来资助RCR和科研诚信研究的拨款机制)有限的时间和资金约束下,根本不可能很有效地研究许多有意思和重要的问题,如在人生之路中提供RCR教育的最优目标或最佳时间点是什么,什么样的行为转变干预方法有效。另一方面,由于有时间和资助经费预算的限制,对这些问题可能更便于采用仿真建模方式进行研究。

      我们也要承认,科研诚信问题研究并没有真正拥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但许多学科中丰富的理论都可能为我们所用。例如,最近通过引入进化博弈论中“协调的惩罚”概念,可以分析小群体中合作行为的演变。采用这样的思路,可能用于理解实验室或学术部门的小群体动力学,帮助我们理解在什么条件下会有人举报不端行为。关于其应用价值,可以想一想近年来被曝光的许多不端行为案例是由一群通常比较年轻的科研人员或学生共同或配合举报通常比较资深的同事或实验室负责人,然后问自己,为什么我们坚持进行针对研究生和博士后的培训,但往往假设实验室负责人在许多方面会像圣人一样。(原文标题:What Research Should Be Addressed? or Moving Research Forward in RCR: Do We Dare to Study Ourselves?)

我们对RCR教育还有哪些方面不了解

   迈克尔?卡里奇曼(Michael Kalichman)

   (美国圣迭戈加州大学科研伦理项目主任)

  科学研究的标志是有明确的目标和依靠证据。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对科学家进行负责任研究行为(RCR)教育方法的特点是既没有目标,也不依靠证据。公平地说,这并不奇怪。RCR教育是科研事业中一个相对较新的事物,在很大程度上由此前不过25年来所提出要求的驱动。因此,虽然关于RCR教育的研究正在增加,但仍处于起步阶段。假设RCR教育应基于证据,以下是我对我们的知识尚存在哪些方面不足的看法和关于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在确定研究规划时可考虑的建议。所涉及的问题包括:目标与主题、方法、文化、机构、教师、受众、结果、认知以及科学共同体。

      目标与主题:

      设计一个有效的项目首先应清晰地阐明项目的目标。遗憾的是,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说明,如果说有目标的话,开展RCR教育唯一的共同目标是满足联邦政府的要求。此外,虽然RCR教育内容的范围通常由联邦政府(如国立卫生研究院、公共卫生署)确定,但内容并不充分:(1)只列出主题,未明确对该主题应该教哪些内容;(2)对某一群体重要的主题对另一群体可能很少相关甚至完全不相关;(3)由于研究实践具有多样性,使得与其相关的主题和内容远超过可能设计出的任何一门课程。关于为什么进行RCR教育(目标)和教什么(主题)的探讨,应始于科学家们的共识。

      建议1(目标):采用焦点小组法、访谈和(或)在科学界的问卷调查,以:

      1)确定是否可以为RCR教育定义出特定而有意义的、共同的目标。

      2)如果无法定义特定的目标,定义RCR教育课程或项目目标的一般特征。

      建议2(主题):如果可能的话,进行焦点小组法、访谈和(或)科学界的问卷调查,以定义:

      1)对所有科学家来说必要且充分的最低限度的教学大纲;

      2)RCR教育各主题需各自达到的最佳目标。

      方 法:

      学习理论及相关研究都有力证明了成人教育中积极参与的价值,一些学者强调案例讨论是RCR教育中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然而,由于不同人士的学习方式各异,且不同体验比重复性经验更有趣,因此值得探讨案例研究是否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事实上,人们在RCR教育中已提出并采用了许多其他促进主动学习的方法,并有证据表明,一般来说一种方法并不比另一种方法有明显的优势,学生更喜欢多样的体验。

      建议3(方法):评估学生的喜好和结果以确定:

      1)哪种教学方法最符合RCR教育的目标;

      2)变换所用的方法是否有某种好处。

      文 化

      指望靠一门RCR课程来改变受到多年日常工作经验强化的研究生或博士后的态度或认知可能并不现实。由于这种“非正式的”或“隐性的”课程在新入门研究人员培训中占了大量时间,指望通过任何形式的正式课程训练可以抵消因机构文化或每日所接触东西所形成的意识,可能只是良好的愿望。这种直觉与一些研究者关于“隐性课程”相对重要性的证据或评论相吻合。

      建议4(文化):比较学生在课程前后的态度,以确定短期RCR课程是否可以:

      1)克服所意识到的机构领导层对RCR态度的矛盾心理;

      2)克服关于科研环境中现有行为标准低的意识;

      3)当机构领导和科研团队支持RCR时,提供更大的价值。

  机 构

      关于RCR教育的要求经常被描述为不提供经费的任务和机构的负担。尽管人们意识到许多机构对RCR教育的认识存在局限性,将其视为继续接受联邦资助所须达到的要求,但并没有对这项任务的实际成本进行评估。实际上,可能唯一足够的资源是用于为必修人员提供RCR教育的资源。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种方法的风险在于受培训者和其他研究人员不会将RCR教育看作是目的,而只是作为继续接收联邦资助的一种手段。

      建议5(机构):对学生、教师和机构的观点进行问卷调查,判断:

      1)采取什么措施以满足教育任务(例如独立的课程,整个机构的努力,以及特定院系的工作);

      2)多少资源,如占直接科研费用多大比例的资源被安排用于支持RCR教育;

      3)学生对RCR的态度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其教师和机构的观点;

      4)如果人们认为机构的支持有限,接受和未接受RCR培训者对RCR的认识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教 师

      值得注意的是,提供RCR课程培训的责任并不只限于特定部门或经过训练的特定人群。在大学中并没有“负责任研究行为系”,能为RCR教师提供证书的培训项目也很少。人们认为生物学教师应接受生物学培训或具有从事生物学研究的经验,尚不清楚RCR教育能否达到这个最低标准。

      建议6(教师):对RCR教师进行问卷调查或访谈,确定:

      1)教授RCR课程的是些什么样的人(例如,社会科学家、哲学家或与学生同一领域的从业者);

      2)教师对于RCR的理解或观念如何,他们为担任教学工作经过了什么样的培训或准备。

  受 众

      在不同RCR教育的内容中,可能有些是人们已经知道和学过的东西。不需要告诉成年学生科研不端行为(或更一般地说,撒谎,欺骗和偷盗)是错误的。刚入门的科研人员在接受指导进行科研时,几乎不可避免地会接触到许多科研工作特有的规则、规定和行为规范。此外,如果培训的目标是提高伦理决策技能,没有理由认为学术界的人比一般公众差。这并不是说所有新入门的科研人员什么都懂,但如果培训只对科研人员中的一小部分人有价值,那么设置要求每个人必须参加的培训项目是否合理?

      建议7(受众):对新招收的研究生、博士后进行焦点小组法、访谈和(或)问卷调查,评估其在没有参加RCR课程前的相关知识,技能和认识。

  结 果

      几乎所有试图对RCR教育效果进行的测量,都侧重于个人成果的平均值(如知识测验成绩或伦理决策技能开发的绩效)。这种模式具有吸引力,且非常适合教授传统的课堂科目,如生物学,物理学和工程学。但是它忽略了RCR培训的重点:(1)防范那些大多数甚至所有成年科学家和工程师都知道的科研不端行为(即撒谎、欺骗、剽窃);(2)强调通常在实际研究中明显存在的细节问题。总之,有理由认为对任何给定的问题来说,很多学生,甚至大多数学生都学过所要讲授的内容。这一结果对于测量RCR教育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建议8(成果):评估单个学生的变化而不是课堂的平均成绩,以确定:

      1)那些一开始在某方面存在不足的人最后是有实质性改进还是保持不变。

      2)那些一开始在某方面成绩良好的人,是保持成绩良好还是变得有所不足。

  认 知

      对教育效果的定量测量使其具有一定程度的可信性,但数字并不能保证测量结果反映了所想要测量的东西。由于正面结果的质量作为RCR教育的结果可能有所不同,一种有价值的测量方法是了解学生通过参与课程有没有以及有哪些转变。表明RCR教育带来最显著变化的两项定性研究,称对绝大多数学生都产生了非常积极的效果。

      建议9(认知):对学生进行课程前和课程后的定性评估,测量学生对RCR认知的变化。

  科学共同体

      事实证明,RCR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培训个人,而是营造有利于RCR的环境。最终目标不是提高个人能通过考试的能力,而是创造使各类科研人员讨论RCR问题的环境。这样做会扩展人们对RCR内涵的看法,使他们有发表个人观点的经历,促进形成当他们面对有问题的行为或对如何最好地处理问题存在不确定性时进行对话而不是保持沉默的环境。开发能反映共同体这些目标的个人评估工具,将是关于RCR教育的目标和结果的一个有价值的新观点。

      建议10(共同体):开发、验证和采用工具对每个学生进行评估,以发现共同体促进RCR所带来的变化。

      这里所提供的关于研究规划的建议并不是要面面俱到,也不是假定还没有过关于这些方面的研究。然而,似乎有理由断言,通过更好地理解以上所提出的问题,可以明显提高RCR教育的质量。(原文标题:What Don’t We Know about RCR Education)

关于科研诚信研究若干方向的思考

   迈克尔?芒福德(Michael D. Mumford)

   (俄克拉荷马大学)

      经济压力、竞争压力和科学显示度的提高,使科学家面临道德伦理方面不端行为的风险。研究诚信办公室由于意识到这些风险,于十多年前启动了相关研究资助项目。十年间,在了解不端行为的根源和制定管控不端行为的程序方面已取得实质性进展。新的研究、新的管理程序所提出的问题与其所解决的问题一样多,在科学事业中几乎总是如此。我在这篇文章中,将尝试勾勒出涉及负责任研究行为与科研诚信研究的一些重要问题。

  教 育

      近年来,很明显可以看到有些道德伦理教育项目有作用,有些没有作用。这一关键的研究结果表明,需要同时研究教育模型与在评价教育效果时采用的标准。一些关键问题包括:

      —— 道德伦理教育是以团队为基础的教学形式还是以要求个人单独完成作业的形式更为有效?

      —— 在道德伦理教育中应提供哪些核心内容?我们应该讲授原则、案例,还是两者同时讲授?

      —— 在道德伦理教育中哪些内容被证明最为有用?我们是否应该讲些如何思考以及如何发现道德伦理问题的策略,管理道德伦理问题的程序,或管理专业需要相互冲突问题的策略?

      —— 道德伦理教育应从什么时候开始,在一个人职业生涯的不同节点应如何进行教育?

  评 价

      如果道德伦理教育课程有时起作用,有时不起作用,我们必须评估这些教育项目的有效性。此外,评估还可以促进教学和日常项目管理的逐步改进。然而,评价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许多问题:

      —— 评价不同类型教育项目可采取的“最佳”方法是什么?

      —— 在其他领域被证明可行的哪些措施可被用来评估科学中的道德伦理教育项目:知识?伦理决策?道德敏感性?机构的产出?

      —— 应该如何进行道德伦理教育项目的评估——采用标准评估方法或多种措施的改进方法?

      —— 制定可行的评价办法,最合适的形式是什么:学生自我评价?情景练习?在角色扮演中的表现?

  工作实践

      当然,科学家在日常工作中会发生违反道德的行为。此外,有证据表明,学生接触到的工作实践对他们以后的道德伦理行为会产生强烈影响。在研究科学家的道德行为时,需要对这方面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包括探讨以下问题:

      —— 什么样的工作经历(如某大教授的行为)影响学生以后的道德行为?

      —— 哪些实验室规范(例如,需要团队合作以及同事在项目中互动)有助于减少不端行为?

      —— 哪些规范性的工作培训使某一领域对违反道德的行为特别敏感?

      —— 哪些干预措施(例如,项目负责人领导力培训)可能带来实验室中更好的工作实践?

  科学思维

      科学家根据其本质和所受到的培训,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思考问题。更主要的是,“典型的”科学家对事物和问题的理解往往与其预测社会影响等方面的伦理考虑不尽一致。这些不一致的要求提出了一些研究课题:

      —— 在什么条件下科学家会预测其工作对他人的影响?

      —— 科学家认为对其工作及其工作的伦理影响来说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有哪些?

      —— 科学家如何处理或思考道德问题,他们在什么情况下以及如何对伦理与技术方面的关键问题作出抉择?

      —— 伦理准则和道德教育对科学家道德思维的影响如何?

      —— 科学家须掌握哪些促进日常道德决策的关键技能?

  工作环境

      科学家开展工作的环境竞争激烈,且在时间、压力和资源条件方面对科研人员的要求都很高。这种普遍的压力可能是不道德行为的一个关键诱因。这一观点反过来提出了有关职业生涯管理过程方面值得研究的一些问题:

      —— 科学生涯(如终身职位)管理方面的政策和做法如何影响道德行为?

      —— 科学家如何准备应对工作压力和职业压力,什么样的准备工作最有利于他们今后的道德行为?

      —— 我们是否已适当地做到让科学家有准备自己或与同事一道监督和管理违反道德行为?

      —— 在不同领域中,哪些社会和经济条件会影响不端行为的产生?

  结 论

      在我看来,我们这些关心科研道德伦理的人对所有这些研究问题都有一些兴趣。但在这个清单中隐含着一系列更宽泛的结论。科学家在一个独特、苛刻的环境中工作,并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处理在其领域中出现的问题,包括伦理问题。我们必须了解科学家如何看待他们的工作和相关伦理问题,为制定可行的干预措施提供基础。通过这样的基础性研究所提供的对工作压力和思维过程的理解,反过来又为我们制定实验室中新的、更有效的教育干预措施和行为规范提供了基础。我希望我这篇文章中的观点将对今后相关道德伦理问题的研究有所促进。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可能并不是要找到“灵丹妙药”。实际上,该解决方案可能是综合、可持续的干预措施体系,它将有助于科学家们应对在其工作中出现的伦理问题。(原文标题:Some Thoughts about Directions for Research on Research Integrity)

科研诚信研究的一些未来方向

   戴维?雷斯尼克(David B. Resnik)

   (美国国家环境健康科学研究所/国立卫生研究院)

      科研诚信研究(RRI)成为一个独特的跨学科领域,始于2000年11月美国研究诚信办公室(ORI)在马里兰州贝塞斯达举办的首届RRI大会。从那以后,出现大量聚焦科研诚信的文章、书籍、资助项目和会议,涉及不端行为、利益冲突、偏倚、署名、协作、数据管理、同行评议、知识产权、负责任研究行为(RCR)的指导和教育等问题。虽然在研究方面已取得很大成绩,但仍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从事科研诚信研究的人员需要更深入地研究以下关键问题(其重要性不分先后):

      什么是科研不端行为?

      经过近十年的争论,2000年12月,美国联邦政府将科研不端行为统一定义为伪造、篡改和剽窃(FFP)。原来定义中的第四类不端行为,即其他严重偏离科学共同体公认准则的行为,由于被视为过于模糊而不能操作而被取消。然而,大学、私立资助机构和其他国家对不端行为的一些定义已超过FFP的范围。在其中一些定义中包括违反有关受试者或动物研究规定的行为、在简历中提供虚假信息、干扰对不端行为的调查、不当署名、滥用保密信息。

      不端行为定义的多样性表明,对哪些行为属于不端行为并没有广泛共识,因此有必要开展进一步的讨论与分析。这样的讨论和分析应探索定义中的不端行为与其他有问题的研究行为(QRPs)之间的不同。出于两方面原因,使形成对不端行为的统一定义很重要:一是科研经常涉及在不同机构和不同国家工作的科研人员之间的合作;二是科研人员在举报所怀疑的不端行为时,需要了解采用哪一种定义。

      不端行为和QRPs之间是什么关系?

      有研究人员通过问卷调查估计不端行为和QRPs的发生率,但他们并未仔细区分两类行为间的关系。因此,需要开展更多的研究以了解一些类型的行为,如不当署名、记录保存不当、封锁研究信息、侵占下属成果以及违反科研相关规定等是否属于不端行为的风险因素。有关不端行为和QRPs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应参考对这些概念的分析以及对机构和组织所采用不端行为定义的研究。增进对不端行为和QRPs之间关系的理解,会有助于科研诚信建设工作。

      文化因素在科研不端行为和QRPs中起什么作用?

      对不端行为及QRPs原因进行分析的文献往往侧重于个体心理学和科研环境的作用,极少提到文化规范与传统。然而,文化对人的行为具有巨大影响。对于个人的权利与责任的不同观念、尊重权威、公平以及其他文化价值观可能导致伦理误区或科研中的越轨行为。考虑到科学日益国际化和多元文化的本质,提高我们对文化在科研诚信方面作用的认识尤为重要。

  科研诚信与公众信任之间的关系如何?

      从事科研诚信研究的学者写了大量关于道德伦理如何影响科学家之间信任的文章,但很少涉及道德伦理如何影响公众对科学的信任。需要更多地研究公众对科学道德行为的期望以及对不良行为的反应。重要的是要更好地了解科研诚信与公众接受科学思想(如全球变暖)和支持科学(如提供资金)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些信息可用于制定政策时的导向。

  科研诚信在私营部门的地位如何,与公立部门有什么不同?

      关于科研不端行为、有问题的研究行为、利益冲突以及科学研究中其他道德问题与关切的研究,都集中在由公共资金支持的学术机构中的科学家。我们相对来说不太了解在私人实验室中或为私营公司进行的研究中的诚信。当然,可能不容易获得有关私营部门科研诚信的数据,因为公司可能不希望使自己承担法律责任、受到难堪,或受到来自竞争对手的威胁。他们可能将公司内部发生的一切视为保密或专有信息,不允许员工填写调查问卷或参加访谈。尽管存在这些潜在问题,更好地了解私营部门的科研诚信仍非常重要,因为相当大比例的研究是在这个领域进行的。

      除了教育和指导,还有哪些防范不端行为和QRPs的有效策略?

      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联邦机构、大学和专业协会科研诚信建设方面的大部分工作主要集中在RCR教育和指导。虽然教育和指导显然对促进诚信非常重要,但还需要对其他预防措施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如审计数据与研究记录、验证,以及加强对举报人的保护。机构可以试行这些以及其他预防措施以获取有关成本、效益等数据。

  科研诚信的指导与教育有哪些影响?

      虽然科研诚信研究相关的文献中有很多文章针对这一问题,但仍然没有给出全面答案,还需要开展更多的研究。今后的研究工作应侧重于了解教育与指导和不同结果之间的关系,如道德伦理行为,道德概念和规则方面知识,道德推理和态度。也应该对不同教学设计(如正式课程、研讨会和在线培训模块)和指导风格的效果进行评估。(原文标题:Future Directions in Research on Research Integrity) /jsp/archives/archivesViewDt!archivesViewDt.action?modelId=1&columnId=&archivesId=9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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