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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长期从事高校科技管理。由于工作的原因,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有所了解,也产生了比较深的感情。值此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诞生20周年之际,谈几点认识。
科技体制改革的奇葩
1985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对基础研究和部分应用研究工作,逐步试行科学基金制,基金来源,主要靠国家预算拨款。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和其他科学技术基金会,根据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规划,面向社会,接受各方面申请,组织同行评议,择优支持。"
1986年2月国务院决定成立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为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孕育的一朵奇葩。
基金委始终坚持"自由申请,同行评议,公平竞争,择优支持"的决策机制。这一机制有利于克服我国科技体制的弊端,打破部门界限;有利于改变论资排辈的传统习惯,使青年人才脱颖而出;有利于消除研究工作低水平重复,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科学基金决策机制的公平性和公正性得到高校科技工作者的广泛认同。
基金委始终坚持支持基础研究的方向不动摇。科学基金从8千万起步,不断发展壮大,无论经费发生多大变化,始终牢牢把握支持基础研究的定位,逐步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经费的主要来源,为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积淀了雄厚的知识和人才储备。
基金委始终坚持体制和机制创新。历经发展,科学基金逐渐构建了面上、重点、重大三个层次和若干专项的项目资助格局,实施了以青年科学基金、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为主的人才培养资助计划,形成了基础研究领域项目和人才较为全面的资助体系。
滋润高校基础研究的甘露
高校是一个国家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基地,开展原始创新的主要场所。她具有能激发创新思维的独特的人文环境和开展多学科综合交叉研究的优势,拥有源源不断的创新人才和广泛的国际合作与交流的渠道,在原始创新方面具有非常大的潜力。但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建立以前,由于国家长期没有高校科学事业费的户头,高校没有任何能支持科研人员自由探索的经费来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建立以后,由于其资助方向符合基础研究与人才培养紧密结合的客观规律,使高校成为最大的受益者。高校历年都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绝大多数。尤其是面上项目,多年来均超过了75%。2003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数据表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总的资助经费为223637万元,其中高校获得151680万元,占67.82%。同年高校的基础研究经费为249554万元,其中来自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占60.78%。在科学基金的支持和推动下,高校的人才培养、团队建设、学科建设和基地建设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今天,在高校中以自然科学基金为主体,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基础研究重大项目前期研究专项和国家重点实验室计划为支撑的基础研究工作格局业已形成。
原始创新的第一推动力
科学基金在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中,总额度虽然还较少,但在推动我国原始创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科学家在原始创新方面所取得的成果,绝大多数与科学基金的支持密切相关。从国家自然科学奖来看,获奖成果中曾经得到过科学基金支持的比例一直很高,在2001年和2004年这一比例甚至达到了100%。
从高校的情况看,原始创新成果更是与科学基金的持续支持密不可分。例如:西北大学舒德干教授在科学基金持续资助下,开展了对我国澄江生物群的研究。首次全面描绘了这次超级生命大爆发同时创生出原口动物和后口动物两大枝系的完整动物演化"大树"的基本轮廓。研究成果在《自然》和《科学》杂志发表文章10多篇,为全面、准确揭示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的属性和力度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成为自20世纪初北美著名的布尔吉斯页岩化石库发现以来关于"寒武大爆发"全貌认识上的一次重大的突破。2003年舒德干教授和云南大学侯先光教授、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陈均远研究员共同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中南大学黄伯云教授为首的研究组完成的"高性能炭/炭航空制动材料的制备技术",西北工业大学张立同教授为首的研究组完成的"耐高温长寿命抗氧化陶瓷基复合材料应用技术"荣获2004年度国家发明一等奖。从而打破了自国家奖励制度改革以来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连续六年空缺的沉闷局面。而这两个研究组及其获奖项目长期以来均多次受到科学基金的资助。科学基金的资助在这两个研究组能够长期稳定地开展材料科学前沿的探索,凝聚人才队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科学基金人才板块的支持下,高校的一大批中青年学者在各自的岗位上作出了贡献。如北京大学的严纯华、朱玉贤,清华大学的程京、郑泉水,复旦大学的杨玉良,上海交通大学的贺林,南京大学的王牧,南开大学的张卫平,中国科技大学的侯建国,中山大学的许宁生等等,还可以举出很多学者,他们在各自从事的领域都有突出的表现,取得了很有影响的成绩。
几点建议
第一,鼓励高校与研究院所合作,推动科学研究与高等教育有机结合的知识创新体系的形成。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把建设科学研究与高等教育有机结合的知识创新体系作为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由于体制上的原因,我国的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与高等教育分离的状况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善。因此,建议在科学基金的资助政策上,能够进一步鼓励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合作。
第二,进一步推动高校与企业的合作。高校和企业都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体制的原因,产学合作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科学研究的上中下游难以无缝衔接,影响了我国科技创新的效率。这个状况不是我国独有,在国外也存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为了推动高校与企业的密切合作,早在1978年制定了"工业-高校合作研究计划",并建立了工业-高校合作研究中心,取得很好的效果。在我国,这个问题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建议基金委重视并支持这方面的工作。
第三,进一步加大科学基金总体额度。我国本来就不多的R&D经费投入中,基础研究的经费所占份额又很少,长期徘徊在5%左右,投入明显不足。而基础研究投入中,支持自由探索的科学基金约占1/4。这个状况必然导致我国原始创新成果的缺乏,技术创新也就失去源头。这几年科学基金的增长幅度虽然不算小,但由于原来基数太小,远远不能支撑和满足技术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对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成果的需求。因此,必须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特别是加大对科学基金的投入,改善科学基金的平均资助率偏低和单项资助强度不足的状况,使科学家自由探索的奇思妙想及时得到支持,进一步推动我国原始创新的发展。
谢焕忠
1957年2月生,教育部科技司司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第五届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