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加科学基金工作带有偶然性，也是必然性。所谓偶然性，缘于受一位比我先到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委员会办公室工作的老同事也是老乡之托，代为起草《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试行条例实施办法》。事成之后，时任办公室主任的黄坚同志发现了内中奥秘，立即向中科院党组书记、基金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严东生同志报告，点名调我去基金办，协助他主持工作。所谓必然性，是科学基金制的优越性深深地吸引了我，当时中科院正在搞干部年轻化，还有两个局级单位把我列为选调对象并找我谈话，我觉得科学基金工作是新事物，驰骋的空间大，便选择了基金办。从此，科学基金事业成了我后半生的归宿，先后参加过科学基金制探索试验的策划和规章制度起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筹建和早期业务建设，以及中国科学基金研究会的创办和二级学会阶段主持工作。

　　我国实施科学基金制已经走过了二十五个年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也迎来了二十周年华诞。作为一名老科学基金工作者，在欢庆我国科学基金事业蓬勃发展的同时，倍感二十五年前党和国家领导人批准设立中科院科学基金的战略远见。中科院科学基金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却起到了科学基金制试验田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石的作用。

　　１．开辟了基础研究的国家拨款渠道。

　　我曾在国家计委、国家科委、中科院工作多年，深知层层切块、戴帽下达分配科研经费的办法，势必滋生部门分割、吃大锅饭、低水平重复、论资排辈等弊端，不利于基础科学的发展和人才成长。许多优秀研究工作，特别是一些学术思想新颖的自选课题，往往得不到经费支持；有些虽已立项的重要项目，经费也时断时续，处于欲干不能、欲罢不忍的状况。中科院科学基金来自国家拨款，面向全国，专门用于资助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不受任何行政干扰，独立开展资助工作。基金指标虽然每年只有三千万元，但却是稳定、可靠的经费来源，科研人员可以凭自己的实力去争取。正是在这个有限经费拨款渠道的基础上不断开拓，今天，科学基金终于成为国家支持基础研究的拨款主渠道。

　　２．引入了富有活力的基础研究管理模式。

　　中科院科学基金本着科学、民主、公正、合理的原则，对申请项目采取宏观指导、自由申请、专家评审、择优支持的做法，鼓励创新，鼓励竞争，鼓励联合，青年科研人员和边远地区科研人员的申请，在相似条件下优先予以支持；对资助项目的管理，采取按项目拨款、专款专用、申请者负责、单位监督保证的做法，高度尊重课题组的自主权 。这些做法，充分发挥了科研人员在选择课题、人员组合、制订和执行研究方案、经费使用等全过程的主动作用，增强了他们的荣誉感和责任心，促进了科学水平的提高和优秀人才的成长；充分发挥了科学家群体在把握资助方向、遴选资助项目、审查研究方案和评价研究成果中的主导作用，形成了同行评议专家、科学基金组、科学基金委员会三个层次的专家咨询、评审、决策系统，遵循科学发展规律，使用和管理科学基金。中科院科学基金的成功实践，为建立更加生机勃勃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运行机制奠定了基础，同时促进了其他部门的科研管理改革，教育、地震、卫生、水利水电、航空、兵器、中科院等一些部门，也相继在本系统内实行科学基金制。

　　３．结合国情制订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

　　采用科学基金制管理基础研究，西方国家虽然已有成熟经验，但我国国情不同，具体做法不能照搬。中科院科学基金设立后，借鉴国外经验和我国科研管理中可取的做法，拟订了中科院科学基金实施办法，资助课题财务管理规定，以及申请书、同行评议意见书、审批意见表、评审结果通知书、资助课题研究工作计划和执行情况报告、拨款申请书和通知书、资助课题予决算等一整套规章制度和程序化、规范化的管理表式，并在实践中不断修改完善，以保证申请、评审、管理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这些规章制度，在国家基金委早期业务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４．探索科学基金管理机构的合理设置。

　　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的管理工作，起初分散在基金办和中科院各学部。基金办负责基金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准备，规章制度的拟订，申请、评审工作的安排部署，申请书和年度报告的受理，基金经费的申报、下拨和管理等；学部负责对申请项目组织评审，批准下达单项十万元以下的资助项目，对十万元以上的拟资助项目提出评审意见，提请基金委员会全体会议审批。中科院领导要求各学部设处或专人负责基金工作，实际上人力、时间都得不到保证，使本来有限的力量，不能凝成一个有机整体，去应对越来越繁重的工作任务。为克服机构设置分散对科学基金工作的不利影响，经研究并报请基金委员会和中科院领导批准，将基金办改为科学基金局，把分散在各学部的基金管理人员集中到基金局，加上原基金办人员，分设生物学、数学物理学（含天文学、管理科学）、化学、地学、技术科学（含信息科学、材料科学、工程学）五个学科处和综合、财务、办公室三个职能处。酝酿国家基金委的机构设置时，参考了这个雏型。

　　５．促进科学基金升级换代。

　　中科院科学基金的设立，为我国实施科学基金制取得了直接经验，在科学界产生了强烈反响。但由于经费太少，覆盖面和资助强度都远不能适应需要，影响其优越性的发挥，而做为中科院掌管的科学基金，要国家大幅度增加拨款，也是不现实的。因此各方面在盛赞科学基金制的同时，发出了设立国家科学基金的呼声。基金局在总结学习的基础上，提出了把中科院科学基金升级为国家科学基金的建议。在国家科委筹备一九八五年全国科技工作会议期间，基金局受命牵头，会同教育、卫生、地震等有关部门的科技主管司局组成联合调查组，就基础性研究的体制改革提出建议，向全国科技工作会议报告。会议期间，印发了中科院科学基金工作汇报材料。1985年3月13日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对基础研究和部分应用研究工作，逐步试行科学基金制"，"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和其他科学技术基金会。"根据《决定》，国务院于1986年2月14日发出了《关于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通知》，基金局参与了《通知》及宋健同志在国务院会议上说明报告的起草。

　　６．为国家基金委加快筹建进程和顺利开展工作提供了经验、干部准备。

　　国务院《通知》的下达，宣告了中科院科学基金历史使命的完成，中科院科学基金的经费指标和待拨经费、资助项目和研究成果全部转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金局的工作人员成建制调入国家基金委，做为组建工作机构的基础。大家都为五年辛勤劳动结出的硕果而欢欣鼓舞，人人以主人翁的姿态，投入国家基金委的筹建工作。主动草拟筹建计划，由黄坚、朱光美去长春向唐敖庆主任汇报，接他来京主持工作，并为他在中科院准备了办公室和宿舍；主动向中科院申请、向社会寻找办公地址；主动草拟申请、评审、管理、财务等办法备用；主动起草《关于申请1986年科学基金有关事项的通告》，在领导班子确定后，唐敖庆主任迅即主持讨论审定，通过媒体发布。当时由于办公地点暂未落实，机构正在组建，人员尚待调入，原中科院基金局的同志全力承担了一九八六年申请项目受理和同行评议的组织工作，保证了资助工作不停顿地顺利进行。此后，他们在国家基金委的工作中，继续发挥了骨干作用。

　　在党中央、国务院和有关部委的支持下，国家基金委的建设和资助工作取得了卓越成就。但是，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基金制，是一部写不完的书，一门研究不完的学问，寄望在职的同志们继承历史，开拓未来，在过去二十年成就的基础上，再创辉煌。

　　潘振基 1930年12月生，曾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综合计划局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