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的5月5日，我突然接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给我打来的一个电话，通知我5月9日去参加会议。那年我国将要成立自然科学基金委，我也风闻有让我担任材料与工程科学部主任的说法，但是从来并没有人正式通知过我。我接到电话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请示清华大学的校长，校长说："你就去罢"。于是5月9日和10日我连着去开了两天会。

　　记得那两天会是在中央音乐学院一楼召开的，一个大屋子里的角上，临时拼成了一个大的长方桌，有十几个人围坐。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唐敖庆先生主持会议。他讲了基金委成立的意义和任务。我在会上也发言表态，大意是说，作为基金委领导下六个野战军（学部）之一，我一定要努力以赴。

　　就这样我作为自然科学基金委的一名兼职人员，一干就是八年。时隔20年，回顾往事仍使我兴奋不已。

　　我从1955年回国参加工作，在大学教书已有30年了。这期间大学里几乎谈不上有多少科学研究，尤其是基础研究。主管大学的教育部并无科研经费。当年大学的任务和培养人的方式基本上是教学和课堂讲授。当然，不少大学也很重视最后半年的毕业设计，但毕竟时间很短，条件也很不够。这对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才培养是十分不利也是很不正常的。十年动乱之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有很多新的重大创举和措施，有力地推动着我国科学和教育事业的发展。1980年恢复了大学的学位制度和研究生制度，1982年设立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基金并试行基金的申请。现在正式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专门管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基础研究，这的确是一件战略性的大事，它预示着中国的科学和教育事业又走上一条康庄大道。20年的实践和历程证明了这一点。

　　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和渗透性并不是总是为人认可和看重的，不过现在是越来越深入人心了。基础性研究是创新过程中必须重视的源泉。对基础学科如此，对技术和应用学科也是如此。工程技术发展和创新的前提也包含着深刻认识大量的不容漠视的特定的规律、机理和对深层科学知识的追求。20世纪新兴的核技术和它的重大应用发展，新材料的层出不穷，信息革命的跃进，航天事业的伟大实现，以及一些重大工程建设中都必须依靠对其中基础性问题的具体而深刻的了结和探索。科学和技术携手发展，具有目标的(purposeful basic research)和不具有目标的基础研究都是知识和技术创新的本源。

　　对于一个国家的人才培养来说，把知识创新和新型人才的教育成长紧密地相结合更是百年大计，是当代各国发展计划中所要争夺的制高之地。美国的科学基金会更是把这作为它最主要的任务。基础研究在这里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国20年来自然科学基金委对大学教育的巨大支撑，使得很多大学的面貌和在科研创新中所起的作用大为改观。这一长期效应今后将会更加显示出来。

　　作为一名科学工作者，能见证到中国自己的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盛举，并曾作为一名成员参与它的初期创建，我深深感到这是我人生的一次十分庆幸的经历。感谢基金委领导对我的信任和给我以参与当年创建工作的机遇，感谢当年学部的所有同事们，大家满怀对基金事业的热爱和热情，共同奋斗，亲密合作，一步步开展起学部的创建工作。当然，这也包含学部以外的众多同事们。

　　回顾我自己在基金委的一段经历, 我感到，第一，是基金委的领导没有官气。我可以随时敲第一、二任委主任唐敖庆和张存浩先生的大门，不少时候他们的门是敞开的，也不用敲。和他们商量事情，不用预先约见，有事则长，无事则短，上下交流的机会很多。第二，基金委没有衙门气，当年学部的大门也是敞开的，不论那位人士，熟人或生人，都可以随时来谈工作。第三，具有积极向上的精神，谁都在想怎样把基金的事办好，为基金的申请、管理、实施、服好务，很多同志动脑筋提出一些新的想法、思路和建议，那种欣欣向荣的感觉很令人兴奋。

　　初创时期的基金委，钱少，事多，工作新，时间紧，一切从头开始。诸如物色工作人员，计划学科设置，争取和分配经费，建立评审专家网，面上项目的初审和第一次学部评审大会的召开，大项目的整体计划，次年自然科学奖的评选，都要在一年之内走完一个全过程。有说不完的事。再加上我还有一个额外的任务，要我带一个6人的团队在当年10月正式访问美国的科学基金会。所以面对的大事和急事是大量的。 不过，这一切都在一年之内顺利地走过了一遍，而且也并不觉得乱成一团。现在看来，可以认为基金委的领导层还是胸中有底，一步步走过来颇有章法的。

　　现在，20年过去了。今天的基金委已成就斐然，很有气候了。经费已是第一年的几十倍。他的声望和事业受到人们的好评尊重和更大的期待。我除了对当年大大小小美好的回忆之外，更对基金委的未来充满希望和美好的祝愿。正是：

　　国家科技前程远，

　　基金事业日月长。

　　李恒德 1921年6月生，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材料与工程科学部第一、二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