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8月初适及我从日本考察回杭，一位老友从北京来电，告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20周年，希望我能写一篇有关对她的认知和回顾的文稿，我略作踌躇就欣然允同。

　　其时，在我脑海里迅速闪过1983年第一次申请中科院自然科学基金的情景。当时，由胡剑先生接待并蒙详析基金宗旨及申请、审批程序。其后198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我继续立题申请并连续获得资助，直至到了退休之年。在整整十余年的时间里，我在科学基金资助下从事中国东南边缘大陆基底构造的研究。科学基金为我一生的研究事业提供了最强劲的支持，并且也为早期两岸三地的学术交流和沟通以及国际合作，铺就了一条通道。作为科研工作者最为珍惜的是他的创造性得以展现的黃金时代，也必然最难忘怀给予这一创造机遇的舞台和引领人。我之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深情也源于此。

科学基金促进跨地域的合作研究

　　1963年我从北大毕业，长达6年的专业训练所接受的是苏联学派的历史地质分析法，1964-1965年又师从李四光教授进修地质力学，这使我获得了在构造体系概念指导下进行地壳应变分析的新方法学基础。毕业后，我志愿到广东野外第一线，在区调队工作十年，其后又参与全国地质力学构造体系编图，由我担负广东构造体系图编制。在继后的1975年我调往浙江省区调队，继续野外地质调研，并在不久主持浙江地质力学构造体系图编制。经近20年野外第一线调查和不断综合研究，对浙闽粤东南大陆的构造格架和发展史逐渐明晰起来，自1973年始我在《地质科学》等刊物上发表了多篇有关区域地质及构造体系历史演化分析的论文。但其时终究由于身处基层地调单位，对跨省立题研究却是有太多的制约和局限。如基底变质地体广布中国东南，但各省地调队分幅填图，无法建立整体的认识。故虽历经近半个世纪之久，对基底地层的划分对比、年代学等最基础的资料均尚未得以统一，对于基底构造格局和演化史更是众说纷云、莫衷一是。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建立，使一些研究者可以超越行政地域和单位所属，从自身的积累、探索和总结中提出的具有创新意义的课题，能在公平、公正的环境中得以脱颖而出。我在综合中国东南地质问题后，认识到大陆变质基底年代学应是突破的关键，于是在1983年提出了第一个申请课题"中国浙闽变质基底年代学和古构造格局"并获得了资助。金额不多，仅3.4万元，但这在当年却是浙江省第一份中科院自然科学基金。这笔基金为我提供了跨专业、跨单位自由组织研究队伍的经济基础，得以邀请从事同位素测年和岩矿专家加盟，其中就有我的校友徐步台、朱平以及梁如华、邱郁双等位，从而形成由多学科组合的团队，并一直延续十余年，直到我结束最后一个基金资助项目、宣告退休之年。

　　我们的这一团队，凭借这极其有限的资金对东南变质基底进行系统取样和测年，不仅排除了K-Ar法年龄测定所造成的认识误区,以系统的Rb-Sr、U-Pb、Sm-Nd等多种测年数据，首次明确肯定东南边缘大陆的变质基底隷属早、中元古代，而且又据基底岩石矿物学特征和变形构造分析找到了其中的不连续界面，进一步论证了早元古和中元古双重结构基底；由此在美国学者葛利普提出"华夏古陆"说之后的60年重新将东南变质基底命名为"华夏古大陆"。在此项基金资助下，我们还发现和研究了绍兴-江山一线古基底的变形构造、岩石学和年代学，由此建立了古大洋壳岩石系列，从而认定华夏与江南古陆在前10亿年间碰撞对接，终于使持续半个余世纪的"基底年代学"这个焦点问题得以基本解决，在我国地学界的多数学者中获得了共识，并且由于古陆对接帶的发现和厘定，建立了对东南大陆基底格局和演化史的全新认识。至1984-1985年我们在《科学通报》、《地质科学》等期刊陆续发表了多篇报导和论文，并于1988年在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专著《中国浙闽变质基底地质》，在国內外地学界引起广泛关注和重视。

科学基金促进学术交流与合作

　　按当时的规定，在前一个项目结朿后需间隔一年才能再次申请，于是在1987年我们又申请了一项基金，继续研究中国东南基底构造格局及其演化史，但将研究范围扩及到了"江南古陆"南翼和赣湘粤桂。在该题进行中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了基底测年数据，明确提出早、中元古不整合面及所代表的"华夏运动"。具体论证了华夏、江南两古陆在晋宁期的对接碰撞和其间赣湘粤桂残洋盆地沉积迁移、关闭演化过程。该成果发表在《中国科学》1987年第4期，题为"中国东南基底构造格局"。该文刊发后，以国际著名学者、美国科学院许靖华院士和J.劳杰斯院士为首的多国地质学专家在中科院地质研究所孙枢所长陪同下对华夏基底地质和绍兴-江山古陆对接带进行了考察，专家们不仅肯定了早中元古基底的存在，并对古陆缝合带洋壳岩系和大陆关闭碰撞给予了确认。嗣后许靖华在许多学术研讨会上以及在他的论著中，多次引述了这一重要研究成果，只是他将两大古陆对接缝合时代厘定为中生代。继后日本大地构造学家也予关注，松本大学大冢勉教授曾数次来访和"寻根"，认为日本岛基底乃为华夏古大陆的一部分，由于在地质历史时期的剪切作用使之不断位移至今日的位置。我也曾因此被邀前赴日本研究"大陆漂移"，并且推荐我的年轻助手王乃雨协助工作和进修学习。王乃雨在数年前组建成立了日本地球国际有限会社，在地球环境科学领域的交流中，正日益彰显它的作用。我在退休后也正是以此作为桥梁和纽带得以继续为中日两国民间的友谊和往来竭尽些微之劳。

　　台湾前地质研究所所长毕庆昌教授，经美国辗转读到此文，在1987年6月28日来信给予高度评价和祝贺，信中写道：" 华夏古陆自葛利普提出以来始终在有无之间，今读依可靠数据作周详讨论的大作，我多年的困惑顿获澄清。這篇对中国地质史功德不小，谨此先向作者道贺。"。1987年9月，毕老又以我们在南方大地构造研究成果在台湾大学作了题为："台湾碰撞之一内陆先例：华夏古陆与江南古陆之缝合"的学术讲演，首次在两岸隔绝近40年之后报导了大陆地学研究的发展和学术成果。毕庆昌先生在此后多次来函讨论中国南方与台湾大地构造问题并且表达了他对地质界老友黄汲清、朱夏先生的怀念之意。我遂将毕先生欲来大陆考察和访友的意愿转达黄、朱两位前辈，自此我在80年代海峡两岸对立和隔绝的政治环境下，成了他们两位和台湾学者沟通的桥梁。继后我又将两岸学者希望开展学术交流的情状及毕老意欲突破阻障來大陆访问的意向，通过基金委政策局胡剑处长，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报告，引起基金委领导和媒体的关注。新华社以內参形式两次发表消息，其中尚存的一份是1987年10月1日(第2554期)，标题为"地质学家水涛提出中国东南大陆起源新见解，台湾著名学者毕庆昌表示愿来內地考察研究"。其后在1988年6月黄汲清先生曾以中国地质学会名义，通过我向毕老发出邀请，但时因专注于海峡两岸地质的著述未能成行，直至1989年春终于实现了他数十年重返故乡的夙愿，他和阔别了40余年远在新疆的妹妹也得以相会，在杭州机场兄妹两人含着热泪久久握持双手。毕老深情地表达了对基金委促成此次邀访的感激之意。
在此题进行中我又与国家海洋二所彭阜南先生合作申请"台湾海峡两岸地质对比"一题，按基金申请规则，我作为第二主持人参与。1988年以此课题名义联络台湾学者开展交流合作，并基此在福州召开了第一届海峡两岸地质学研讨会，有多名在欧美工作的台湾籍学者与会并考察了海岸带地质构造。由于当时大陆与台湾处于敏感的政治对立时期，在台的院校、学术机构无人参加，但对两岸学术界的交流和友谊发展却是起到了助推作用。继后我陆续接待了台湾大学和中央大学等多批前来考察华夏古大陆的台湾学者。至90年代初两岸学者的互访交流之路逐步开启，黄汲清先生在毕老等位台湾学人努力下，在1992年9月实现了大陆学者访台之旅。到了1994年春又终于促成在台北召开规模盛大的海峽两岸地质研讨会。回顾这一过程犹如从涓涓细流汇成不可抵御的洪流。我想这是科学基金在项目资助之初所预想不到的意外成果，当然我们的课题组的力量仅只是涓流中的一滴而已。

　　1990年始，我考虑研题应更切近于社会建设的现实，于是第三个课题拟议为"香港地壳稳定性研究"。但按规定科学基金资助范围仅限于本国大陆，其时香港尚未回归，唯一途径就是要首先取得香港本地的一项基金资助。所幸我在1986年始，已致力推动浙、港两地地质学会的交流、互访，并在1998年和香港地质学家李作明、陈肇湖合作发表论文，首次论述香港青山的韧性剪切变形,并由此而和香港地质界建立了互信和友谊。因此当我和港大地质学专业负责人Dr.workman高级讲师面谈讨论，提出合作立题研究香港地壳稳定性问题时，Dr.workman表示欣然同意,仅在一周内就为我们申请获得港大许世芬信托基金,并拟订了自1990-1995长达6年的课题合作计划书。从而我也在內地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批准和资助。在当年应是第一个跨越大陆地区，在香港境内立题的科学基金项目。我邀请了我的校友-著名活动构造专家汪一鹏和大地构造专家许志琴加盟，这是大陆学者首次以国家立题的形式在香港自主开展的地质构造调查和研究。无论是港大还是来自英国地调所的香港土木工程署工程师们，对我们这支研究队伍表现出高度的关注并给予了友善的帮助和合作，我们所采集的大量显微构造研究标本的测试费用全部由香港土木工程署主动要求承担。我想这一课题对香港地质构造领域最大的贡献应是引入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即韧性剪切变形，并发现了形成于古生代末期的大规模低角度推复构造，从而改变了英国地调所专家们近百年來所建立的断块构造模式，所惜此项目由于资助经费的局限，无力承负港方按对等原则来大陆考察的费用，以及因不溥多个单位合作经费的偿付，而致每年财经红灯高挂，举足维艰，并致分工成果未能如约汇集，终于也未能获得应有的理想结果。这是我十余年来从事和主持的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在內心留下的一个隐痛。

基金委对科研人员倾注关切之情

　　基金委不仅为研究人员提供了创造的自由空间，同时对科研人员如春雨润物，倾注了关切之情。我有一特殊家庭情况即夫妻长期分居得不到解决，家父动员迁到他的居住地香港工作，为此我在与基金委一位处长交谈中对持续申请研题流露出难色。不料这一不经意的表露，这位处长立即向有关方面作了汇报并反映给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次日我在地质部招待所得到通知，请我即刻到一个指定地点去会见几位领导同志。我应召前往时，已有三、四位负责人在等待，坐定后听取我对分居十余年不能团聚的种种障碍的陈述，遂即告知："我们这里负责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你可以放心回去。"。果不然在我回杭后不久，在省委办公厅的直接经办下，仅用一个余月的时间，就解决了我们为之努力争取15年之久而未能解决的大难题。从而也使我犹疑、徬徨的心绪安定下來。我于是电告老父，基金委为我解决了后顾之忧，我已经决心在科学基金这片沃土之上勤奋耕作，直至退休之年。我履行了自已的诺言。这是有感于基金委人性化的管理和对科研人员的凝聚力量。

　　科学基金给予了科研工作者广阔的创造空间，以科学家为主体的评审系统体现了客观和公正。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垂直指令项目为主导、行政干予频发、个人开拓创造受制约，以及学界门户之见、论资排辈盛行等因素使然下，处于地方基层研究机构的年轻人很难破土而出。科学基金制的推出，在当时的社会体制和时代背景下，可以说是国家科技制度划时代的改革创举，对于我国科研人才的培养和大批创新成果的产生，功勋卓著。基金委20年来的风雨历程足己佐证：她的创立对引领我国自然科学领域科技体制的创新意义重大，也必将在今后科技強国的道路上，逾益显示其不可限量的潜力。真可谓是："日出江花红如火，春来江水绿如兰"。

　　水涛 1938年12月生，教授级高工，曾任浙江应用地质矿产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