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于1986年，迄今已有20年了。她的成立标志着我国支持基础研究的制度向国际接轨，在此以前，基础研究经费是靠行政拨款的。著名化学家唐敖庆先生被任命为第一届主任，他邀请我担任化学科学部第一届主任，此后又连任第二届，时间从1986年到1994年达8年之久。所以我既是科学基金的受益者，也参加了化学科学部的基金管理工作。在纪念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20周年之际，选取下面几个角度，谈谈我对科学基金的一些认识。

　　“十六字”原则的制订与贯彻

　　唐敖庆先生原任吉林大学校长，被任命为首届基金委主任后，就全力全时地投入基金委的创建工作。他与师昌绪副主任首先提出基金项目评审的“十六字”原则，即我国科学界广为知晓的“依靠专家、发扬民主、择优支持、公平合理”。其中前两句话的内涵是依靠科学家群体对科学基金进行专业化的民主管理，后两句话的内涵是引入平等竞争机制，为具备条件的基础研究工作者提供均等的机会，因此符合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愿望，也是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德国研究联合会（DFG）等发达国家成熟的科学基金组织的管理理念一脉相承的，但是却有别于我国依靠行政拨款的习惯。

　　为使这一原则在评审过程中得到认真贯彻，唐敖庆先生亲自抓评审工作。他认为个人自由申请的基金项目，量大面广，评审是否公平，影响深远。记得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建立评审委员队伍。他首先请各科学部提出学术造诣深，办事公正，能够覆盖各分支学科方向、具有较为广泛代表性的评审委员初步名单，然后在委局领导和学部主任联席会议上反复讨论，决定聘请的评审委员。其次是制订评审程序。各科学部收到申请后，先进行形式审查，合格者送两位专家初审，然后提交各学科评审委员讨论，投票决定是否给予资助。

　　尽管“十六字”原则体现了先进的管理理念，唐先生等委领导积极推行，但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观念的影响，对这一原则在认识上还不是那么统一，在执行过程中也不是一帆风顺。例如，在推出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初期，就有人提出将项目分配给全国重点单位的意见。这显然有悖于“十六字”原则，当然也未被采纳。

　　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科学基金制的实践，今天，人们对“十六字”原则形成广泛共识，全国科学家对这一原则也非常满意，认为基金的评审是最公平的。虽然基金面上项目每项资助经费很少，但得到基金资助就意味着申请项目的学术价值得到同行的认可，因此科学家认为获得基金资助很光荣。这样基金委在确定第一批基金资助项目后，就建立了很好的声誉。许多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科学家，多次呼吁增加自然科学基金。

　　科学基金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与发展

　　基金委成立以来，历届委领导和各科学部都结合工作实践加深对基础研究规律的理解和认识，加强对科学基金工作规律的探索，不断推出新的举措，力求在完善与发展科学基金制方面有所建树。例如，在资助格局方面，从基本资助研究项目到资助研究项目与资助人才并重。在资助项目方面，包括面上、重点、重大三个层次和若干专项，近年又试点资助重大研究计划，以为推动学科交叉研究构建平台；在资助人才方面，形成由青年科学基金、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海外和港澳青年合作研究基金、创新研究群体基金等组成的资助体系，近期，又设立了面向外籍专家的专门基金。在项目评审方面，建立健全了较为完整的评审制度。为了鼓励创新，不断完善妥善处理“非共识项目”的办法，还通过设立“小额探索项目”等，鼓励申请者大胆提出具有原创性的学术思想。在科学基金管理方面，基金委倡导并力行真心实意地依靠科学家、全心全意地服务于科学家的理念，着力营造有利于创新的良好环境，建设以民主、公正、宽松、和谐为本质特征的科学基金文化。最近，基金委又确定了“ 支持基础研究，坚持自由探索，发挥导向作用”的科学基金工作战略定位和“尊重科学，发扬民主，提倡竞争，鼓励合作，激励创新，引领未来 ”的新时期工作方针，既保持了科学基金工作的好传统，又体现了科学基金工作与时俱进的不懈追求。至此，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日趋成熟的科学基金制呈现在我们面前。

　　注重学科发展战略研究是基金委工作的又一鲜明特色，也是完善科学基金制、发挥科学基金导向作用的应有之义。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基金委陆续开展了这方面的工作，自主编辑出版了包括56个学科的系列的《学科发展战略调研报告》，与国家科技部共同发布了《中国基础学科发展报告》等。学科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的出版和项目指南的发布，对引导我国基础研究与国际接轨，起到重要的作用。各科学部也都深入开展本学部内各学科领域的发展战略研究，发表了许多战略性的著作。在我熟悉的化学领域，就有《展望21世纪的化学》、《21世纪的有机化学发展战略》、《21世纪的无机化学发展战略》、《21世纪的物理化学发展战略》、《21世纪的高分子化学发展战略》等。最近基金委副主任朱道本院士和化学科学部主任张礼和院士主编的《化学进展丛书》十卷全部出版。这套丛书覆盖了我国化学研究与能源、材料、生命、环境、药物等科学交叉的前沿领域的最新进展，堪称21世纪的新书。这些进展的原始论文绝大部分标注得到科学基金的支持。

　　基金委化学学部每年举行春节团拜会，都把历届的老同志请去，我也每年参加。第一个主要节目，就是由梁文平副主任用国内外的统计数据，来说明化学学科进展的情况。在他的心目中，化学基础研究的进展，就是对大家最好的新年祝贺。我对这一点感受很深。我还发现化学部同志们的专业水平很高，他们对自己主管学科的国内外动态和前沿方向有很深的理解。

　　科学基金对于我国基础研究发展至关重要

　　2004年9月9日出版的英国《自然》杂志报道说，根据ISI出版的《科学观察》的统计数据表明，从1981年到2003年中国大陆在国际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增加了20倍，已占世界科学论文的5％。这个数据正好和我国自然科学基金在20年内增长30多倍同步，说明国家建立自然科学基金制度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基础研究的进展。

　　下面从化学部梁文平副主任在2005年所做报告中，引用一些有关化学的数据，说明基础研究发展的情况。其他学科的发展也是很快的，只是我手头没有数据。美国《Chemical & Engineering News》2000年10月号报道：中国从1989－1999年的10年间发表的化学论文数目增加了3倍，而美国只增加1.1倍。当然，这是由于我国的底数很小，但增加速度确实是最快的。美国《化学文摘》在2001年收录的全世界化学论文数为：美国139284篇，日本79213篇，中国大陆59281篇，排名第三。当然这只是论文数量，在论文质量上的差距还要大一些，例如2000年中国大陆在SCI期刊上发表化学论文6272篇，其中影响因子在3以上的期刊上发表的占6.34％，而日本发表9870篇，其中影响因子在3以上的期刊上发表的占14.39％。

　　从我受基金支持并参加的稀土化学研究的发展，也足以从一个侧面说明基金的重要作用。“六五”、“七五”、“八五”的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都有稀土的基础研究，资助稀土基础研究的面上项目则更多。科学基金的连续支持，使我国在稀土化学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例如：杨应昌院士提出的1：12型Nd－Fe－Ti－N稀土永磁新材料是我国稀土功能材料领域唯一的一项原创性的基础研究成果，得到国际磁性材料领域专家的公认和大量引用，取得了国内外的专利。这是科学基金连续15年的资助奠定的基础。从“九五”计划开始，这一研究进入“973”项目“稀土功能材料的基础研究”，21世纪进入“863”项目，2003年得到深圳企业家几千万元投资，建立了中间规模工厂。其中粘结磁体的价格性能比优于号称“永磁之王”的Nd－Fe-B磁体，很有发展前途。再如北京大学化学系提出的“稀土串级萃取理论”。我国是稀土资源大国，但在八十年代只能出口稀土精矿和稀土混合物等初级产品。稀土串级萃取理论的研发，得到基金委重大项目15年的连续支持，取得了巨大成果。该理论可对各种稀土矿种，含有十多个不同组分的稀土原料，针对各种分离要求进行最优化设计，计算所得的工艺参数可不经“摇漏斗”小型试验、 扩大试验和工业试验，以“一步放大”方式直接应用到实际工业生产，节省了工艺研究的人力和物力，极大地缩短研发时间，促进了我国稀土分离工业的高速发展，具有国际领先水平。该理论已在全国普遍推广应用，使我国单一高纯稀土的产量达到40000余吨，占全世界的80％，迫使美国、日本稀土分离厂停产，世界最大的法国罗地亚厂减产，被国际稀土界称为China Impact。在稀土基础研究方面，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取得的成果还有很多，例如稀土光电功能膜的研究，稀土杂化复合材料等等。

　　当然，稀土研究只是基金资助项目成果中的沧海一粟而已，因为是我比较熟悉的，举此说明科学基金对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作用。

　　在纪念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成立20周年的喜庆日子里，看到她不断发展与壮大，作为一名老科技工作者和曾参与早期科学基金管理的工作人员，自然感到欣慰与振奋。衷心祝愿她鹏程万里，大展宏图，为祖国基础研究的繁荣和科技竞争力的提升不断做出新的贡献。

　　徐光宪 1920 年 生，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化学学院教授，曾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化学科学部第一、二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