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学基金管理机构还在中国科学院内时，我就曾得到它的资助。198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基金委）正式成立，我有幸当了第一届的学科评审组成员，也陆续申请到三项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并且圆满地完成。但是从来没想过还会到基金委工作了八年。

　　那是在1994年初，我意外地接到基金委人事部门来的一个电话，说材料与工程科学部老主任李恒德先生任期已满，需要换人，有人建议由我继任（至今我也不知那“人”是谁）,委领导认可后让我考虑。我事先毫无准备，直觉反应一是觉得任务光荣、重大，学部所包括的多门学科，熟知的不多，怕搞不好；二是当时仍任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的所长，原则上还应请示院领导意见。于是请求给我两、三天时间请示与考虑。院里的答复是让我立即应聘，同志们也鼓励我知难而上。于是我很快就回音表示同意，并在接电话后几天就上任。
基金委的学部主任都是兼职的学者，但大多也都有过行政领导的经历。要求的兼职时间为1/3。据学部常务副主任李克健同志介绍，兼职正主任的主要任务是掌握学术方向。但是这个学部跨度很大，共有九个学科，研究对象有按千米计的宏大建筑，也有以纳米计的微观材料。对其中我从事的工程热物理学科还勉强可以说点方向，对工程部分也略知一、二，但对材料方面水平还不如现在相应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当然，不懂可以学，我也这样做了，但是真要掌握学术方向，还差得远。所以我给自己定下的最主要任务是要保持与促进基金委最为外界称道的光荣传统与作风。其中最主要的一条通俗点说就是不走后门、不徇私情、公正、公平、公开、公道地按规章办事。当然这首先要从自己做起。所以到基金委工作后，在学科方向上我先声明自己欠缺得很，主要还是要依靠专家，发扬民主。但是在保持基金委的声誉方面，请学部同志们共同努力，而且首先帮助、监督我。也真巧，到了基金委没几天，就要我判决一件直接与我个人利益十分有关的事：我时任所长的研究所这一年度被评审通过唯一的一项重点项目，是我创建的科研小组牵头申请的，领头人（日后的院士）是我在清华的老学生，所里多年的副手，当时的常务副所长（我在半年后才卸下所长职务）。但是由于信息传递的问题，基金委一项新规定未传达到我所，结果该重点项目有人犯了超额申请之误，按规定应予撤销！但委内告知我此事的人说，此事比较特别，错误也不大，项目水平没问题，如果我要不严格按新规程办，予以通过，也是可以办到的。对此事我也回到研究所进行了调查，有关人员告诉我，造成超额申请是具体办事人的失误，与所有申请人无关。作为所长、该项目组成员，对该项目内容与水平，我当然也清楚得很。说实在的，当时我也有些矛盾：我所这个好项目难道就因一件意外的小事而告吹？但想到我刚到基金委兼职，完全应该更严格地按法办事，才能保证我以及学部以后按基金委的优良传统进行工作，所以就很快决定：按法办事，予以撤销。我到基金委的头半年，我仍兼着所长，但正好在这年我所所申请到的基金项目大幅度降低（包括上述撤销的一项重点项目）。对这点，我一则以忧，一则以喜：作为所长，当然高兴不了；但作为基金委的学部主任，至少说明了我严格遵守规则，没有给本单位以例外照顾。为在规程上保证所有同志难以出于不慎做出某些照顾，在学部内也做了些规定。例如规定每个学科在投票后一定要当众开票，明确结果后才向学部汇报，以免当中“加塞”等等。在我去基金委上任时，有些不太了解基金委的老朋友、老同学对我说：“老蔡，赶快把你家里门槛加固。”意思是当了基金委的官，来家里走门子的人就会很多了。但在基金委的传统带动下，我也努力遵守准则，后来的事实说明，家里的门槛安稳得很，无人为基金委的事来家里走门子，根本不用加固。

　　“依靠专家”过分了，也可能不全面。我们的学科主任大多是高学历、名教授出身，他们对严格不开后门、依靠专家没有意见，但有时却觉得自己所学未能充分发挥。有人就曾对我说：“蔡主任，完全把专家的意见记下来，这种事找个统计员也做得了。”当然，这是半开玩笑的话，学科主任也不完全只是记录数据，还是有很多学术方面的工作的。但是的确还要尽量发挥专职学科主任的作用。在我任职的后期，基金委为切实保护具有较强创新性的非共识申请项目，采取了“专家署名推荐”的措施，就是在评审时，允许评审专家和学科管理人员负责任地推荐这类项目作为建议资助项目。按照这一政策，本学部规定每位学科主任每年可按自己的认识推荐一项面上项目。但是对此项目是要“秋后算账”的，等项目结题时，要好好总结当时每位同志推荐项目的各方面效果。当然这只是总结经验，以利工作，并不是说针对推荐人“秋后算账”。其实要说“算账”，也是三、四年以后项目资助期满的事，在我任期内，已不可能“算账”。但我也请继任者到时总结一下，不知道现在后效如何？

　　我这个人搞管理能力不强，是个缺点，可能略为有点优势的是与绝大多数人都能合得来，没有架子，勇于承担责任，并且能够与同志们干在一起、玩在一起，这对搞好工作，搞好团结也间接有所帮助。论年龄，我是当时学部中最老的；讲辈份，大多同仁是我学生辈，至少也是我的师弟、师妹。不过回想这八年中与大家一起工作，一起出差，一起运动，一起玩乐，各种甜酸苦辣、趣闻轶事，也是我一生绝对不会忘怀的。有的工作难题，在大家群策群力之下解决了；我的工作水平不足，在大家的帮助下提高了；大家工作之余生活也多姿多彩。我当过大学的运动员，也生性爱动，所以在基金委工作时虽然不年轻了，仍能与大家共同从事一些要勇敢、灵活的运动娱乐，估计当年不少同事们都还记得。当然不服老是不行的，也出过洋相：后来在本世纪初一个春节参加学部在滑雪场的联欢，不听众同龄人的劝告，也去试一试滑雪。结果不慎跌倒，手腕撞上铁器，轻度骨裂，成为笑料。我也从此判断自己老矣，再也别想去学新的剧烈运动了。

　　尽力不求私利与大家打成一片，也许对工作有助，但对做好工作还是很不够的。回想在基金委工作八年，自我评价还是完成任务，而关键在于在学部内有很多热心与熟悉基金工作而且很有能力的同志们的帮助。这八年来在学部内共事过的同志有近三十人吧，他们对我的帮助很大。让我从不懂基金工作规律到基本熟悉，对我直率地提出很多意见与建议好促进工作。尤其是各位学部的专职副主任：李克健、冯汉保、金祖亮、何鸣鸿、黎明等，他们更直接与经常地给我以帮助与支持。前面说过，学部主任的法定兼职工作时间为1/3。刚开始时，我唯恐干不好，实际为基金委工作时间远超过1/3。但后来有学部同志们的帮助与代劳，工作也比较自如了，逐渐觉得也可以少用点时间了。在干满四年一届后，委里征求我的意见是否连任。由于当时我在政协、民主党派、学会等的工作负担增加，但又对在基金委的工作很有感情与兴趣，所以答复一是愿意连任，二是在工作已熟悉下有可能用略少于1/3的工作时间来完成任务，是否可以。委里认为只要搞好工作，不必硬性算时间。在学部同事们的帮助下，我在第二任期内的确用少于1/3的工作时间完成任务。当然，其他同志，尤其是委主任们，在八年中也给了我很多指导。

　　此文是分开多次写的，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似乎也已近规定字数上限的三千字，不能再多写。我这辈人记事以来在历史上经历了中华大地的多次重大事件：八年抗日战争，四年解放战争，八年的建国初期由抗美援朝走向建设，四年的大跃进，两个八年的越来越左直到开始文化大革命以及拨乱反正。应该说这以后的两个八年的改革开放，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开始可与抗日与解放战争的辉煌战绩相媲美的建设成功年代。我在基金委工作正是在这以后的八年，中国更为辉煌的八年，也是我一生中觉得最有成绩的八年（虽然已经是年过花甲的老头子了）。科研方面成绩在这不说了，能在中国广大科技工作者都非常称赞的基金委工作，为大家愉快服务并且完成任务，也是一生中一个里程碑。人生能有几个八年，这八年值得我怀念。

　　蔡睿贤 1934年生，中国科学院院士，研究员，曾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工程与材料科学部第三、四任主任，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