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生性好奇，研究领域时有变化,几次涉及交叉学科。虽然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交叉学科往往是新的学科生长点,需要给予更大的关注与支持,但在现实方面,由于一时难以取得共识,或是由于原有领域专家的不认可，交叉学科往往难以立项, 难以得到支持。

　　1996年,我注意到分子生物学的迅速发展,开始转入对生物信息学的研究,并动员研究生去学习分子生物学, 以便开展生物信息学的研究。但两届学生都在学了课程以后,退出了这个领域，因为网络、通信等领域实在太热,太诱人了。终于在1997年末有一名研究生真正转到这一领域中来,开始了第一步的探索工作。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有了一些结果,并进入更深入的研究。但是,没有项目和没有资金支持,就无法继续下去。

　　生物信息学的发展标志着生命科学与信息科学进一步有实质性的结合,其意义是十分深远的。为了在我国推动生物信息学的研究,我曾联合有关专家,共同申请国家一个基础研究计划的项目。第一次,在专家评审时,有专家就不认可生物信息学这一名称,说“如果有生物信息学,那么就可以有材料信息学以及XX信息学了…”。当然,现在我想他已不会那么说了, 但是在当初, 生物信息学总不如物理、数学那样为人所认可。后来的另一次评审,又遇到某个生物学家的非难,终于未能立项。到了几年后的今天,大家都有了共识,我想这项计划为生物信息学立项应该是没有问题了。但是,对于前沿性的基础研究的支持, 最关键的作用恰恰就是在其未被大多数人所公认的时候, 能有远见的给予支持。看来这个计划是做不到这点了。

　　我的目光转向了自然科学基金。其实,早在1999年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就注意到了生物信息学的发展及其意义,在基金委的“十五”优先资助领域论证报告集中,不仅有“我国人类基因组研究”,而且有“生命科学中的信息科学研究”,其中提出“本领域选题的核心是生物信息学”,并指出“生物信息学的研究目标是揭示基因组信息结构的复杂性及遗传语言的根本规律。它是当今乃至下一世纪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领域中 ‘基因组’、‘信息结构’和‘复杂性’ 这三个重大科学问题的有机结合”。 现在看来, 这个报告是很有预见性的。我好像在这里遇见了知音, 这一报告集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与信心。这也是基金委不同于其他科研管理机构的高明之处。可以说,它依靠一批专家,一直摸着科学发展的脉搏。因此,我就在基金委有关领域的专家组中积极介绍生物信息学,并争取立项。但是,还是经历了一些小小的曲折。记得在自动化领域的专家组中讨论申报指南和重点项目立项时,有一位资深的管理人员可能为了某种需要,并不安排讨论生物信息学的内容, 但是专家组全体成员一致要求将生物信息学列入立项内容, 两者形成鲜明对照。幸好也是在基金委,虽然资深的管理人员有一定的权力,但专家组还未成为管理人员手中的工具。因此,专家组的意见仍能得到一定的反映。更让我没想到的是,到了第二年,专家组开会时,在会议临近结束前,信息学部让我给全体专家介绍生物信息学,结果引起更大的关注,从而促使将生物信息学列入指南。此后,我也经申请并被批准得到我们组的第一个关于生物信息学的面上项目。

　　随着我们组研究工作的深入,特别是系统生物学的出现,我们又在基金委信息学部申请重点项目并被批准。与此同时, 基金委又设立“真核生物重要生命活动的信息基础”重大研究计划项目, 以很大的力度支持这方面的研究。

　　在经历了这些以后,近几年来自然科学基金越来越受到国家的重视,基金数额迅速增多, 形势越来越好, 但我却不由地产生了以前没有的忧虑。一个忧虑是, 随着基金数额的增多,基金声誉的提高,基金的立项成了争名夺利的一种手段。一些人为了立项不惜吹捧基金委的管理人员,甚至可能用不正当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 基金委能否警惕队伍的被腐蚀与可能的变质? 能否与各种不当的行为进行不懈斗争? 基金委管理人员的主体能否仍保持其科学良知与科学道德? 我们是否有足够的监督机制来规范申请者、评审专家与管理人员的行为呢? 另一个忧虑就是,在国家加大投入的同时,也更要求投入金钱要听到“响声”的压力下, 在目前普遍追求政绩、成果、获奖、经济效益、产值的压力下,基金委是否仍会支持风险大,不易取得共识的交叉学科呢? 少数人的远见卓识怎么能受到重视, 大胆的设想怎么能得到支持,自由探索怎样才能在“大工程”的呼声下不被压得粉碎呢?

　　我的期望是,科学基金真正为科学探索服务,而对科学探索来说,证明已知的不是主要的,引领未来才是根本的。

　　李衍达 1936年10月生，中国科学院院士，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第四届委员、清华大学校学术委员会主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