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11日，哈佛医学院Ivan Zanoni团队在Science 在线发表题为“Type III interferons disrupt the lung epithelial barrier upon viral recognition”的研究论文，该研究评估了III型干扰素（IFN-λ）如何促进RNA病毒诱导的发病机理。该研究报道IFN-λ存在于COVID-19患者的下呼吸道中，但不存在于上呼吸道中。在小鼠中，研究人员证明了肺树突状细胞响应合成病毒RNA产生的IFN-λ会诱导屏障损伤，从而导致对致死性细菌超级感染的易感性。这些发现为重新思考IFN-λ的病理生理作用及其在针对流行病（例如流感病毒）和新兴SARS-CoV-2病毒感染的临床实践中的可能用途提供了强有力的依据。

  另外，2020年6月11日，英国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Andreas Wack团队在Science 在线发表题为“Type I and III interferons disrupt lung epithelial repair during recovery from viral infection”的研究论文，该研究显示IFN信号传导在流感恢复期间干扰了肺修复，其中IFN-λ最有效地驱动了这些作用。IFN诱导的p53直接降低上皮的增殖和分化，增加疾病的严重性，并增加细菌感染的易感性。因此，过量或长时间的IFN产生会通过损害肺上皮再生来加重病毒感染。因此，治疗时间和持续时间是内源性IFN作用的关键参数，对于针对诸如流感和COVID-19等病毒感染的IFN治疗策略，应仔细考虑。

  由于新病例的迅速增加，2019年冠状病毒病（COVID-19）很快引起了全球关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被认为是从动物传播的，病原体被鉴定为SARS-CoV-2。到2020年1月，怀疑最初受感染的患者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感染了该病毒。自2020年1月以来，该病毒已迅速传播到中国大部分地区和其他国家。

  解决肺部病毒感染的能力取决于干扰素（IFN）和炎性细胞因子的作用，但它们在宿主防御和恢复体内平衡方面的相对作用仍然不确定。特别是，III型干扰素（IFN-λ）主要在粘膜表面起作用，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最近的工作表明，与其他IFN不同，IFN-λ信号传导诱导抗病毒活性，同时限制了嗜中性粒细胞的组织破坏功能。

  当考虑到呼吸道病毒感染时，炎症似乎是威胁生命的症状的主要驱动因素，包括最近出现的SARS-CoV-2。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关于针对SARS-CoV-2的IFN-λ可能用途的讨论，并且已经开始了一项临床试验（NCT04331899）。

  尽管有兴趣使用IFN-λ来治疗病毒感染，但是IFN-λ对肺生理的长期影响仍被大大忽略。例如，在肺部病毒感染期间，免疫病理学可能会使宿主容易发生机会性细菌感染，而IFN-λ会损害超级感染期间的细菌控制。究竟是由于IFN-λ的抗炎活性降低了宿主抵抗力，还是由于IFN-λ在遇到病毒后改变肺部生理功能的能力，仍未解决。确实，超级感染是流感病毒感染致死的首要原因，并且与冠状病毒病（COVID）-19患者的严重程度相关。SARS，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和流行性感冒的小鼠模型具有强烈诱导I型和III型IFN的特征。但是，这些细胞因子参与COVID-19尚存争议。

  在这里，该研究评估了III型干扰素（IFN-λ）如何促进RNA病毒诱导的发病机理。该研究报道IFN-λ存在于COVID-19患者的下呼吸道中，但不存在于上呼吸道中。在小鼠中，研究人员证明了肺树突状细胞响应合成病毒RNA产生的IFN-λ会诱导屏障损伤，从而导致对致死性细菌超级感染的易感性。这些发现为重新思考IFN-λ的病理生理作用及其在针对流行病（例如流感病毒）和新兴SARS-CoV-2病毒感染的临床实践中的可能用途提供了强有力的依据。

  参考消息：

  DOI: 10.1126/science.abc3545

  DOI: 10.1126/science.abc2061